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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中国

笼统分野是对中国现状的错误评估

九月份的法兰克福书展前期研讨会上,中国官方代表退席,抗议异议作家戴晴和贝岭出席会议,引起轩然大波,不少德语媒体担心书展开幕后再次出现冲突。《法兰克福汇报》认为,把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人士笼统地分为互相对立的"国家代表"和"异议人士"两大阵营是"完全错误地评估了中国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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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汇报》在文章中写道: "这样的二分法与今天中国社会的内部纷争毫无关系。现在中国国内对政府机构的批评无时不在:博客不断使用新的计策绕过不断更新的新闻检查措施;地方干部为所欲为、扣发补偿费引发了官方宣称的每年八万起群体事件;记者一次次试图客观报道社会紧张状况;空气污染造成孩子生病,他们的父母加大了对市政当局的压力;居民们团结起来反对铁路穿越住宅区;作家打破官方历史禁区。他们发出不满的声音大多有具体原因,他们反抗的程度也很不相同,但他们的愿望一样,都要扩大法制和公众的活动空间。

我们有充分理由把这些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往往冒着很大风险积极活动的人称为'异议人士',因为他们不俯首听命。但他们同时是编辑、讲师、企业职员或只是普通市民,大多置身于受到党和国家影响或直接依赖党和国家的结构之中。由此看来,也可以把他们称为'国家的代表'。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提法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既不承认某一特定的国家教旨,也不认同异议人士的共同观点。

这样的二分法不能覆盖当前中国各个层次正在发生的变化。尽管共产党及其宣传一如既往处处可见,但社会的多元化已造就了现实的自我动力。这一事实早已为人所知,但在矛盾激化时看来往往被人遗忘。"

所以,文章认为,中国作为主宾国带着众多的参展人员和项目来到法兰克福书展,给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提供了机遇: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有无数经济、社会和文化矛盾,无历史先例可以与此相比,这就往往使得我们难以从细节去感知这一过程。我们必须更多了解表面标记以外的内容,对一个人来说,我们必须听他最终说什么、写什么。在中国,看一个人是否高尚、有无勇气、思考能力和民主意识,不能仅看他在什么机关工作或与什么代表团同行。

中国国家第一次参加书展这样的大型文化活动,而且处于自己无法控制局面的境地,可以说进入了一片陌生的地域。如果西方公众在活动中搞一场争论,虽然可以以此证明自己的看法正确、道义上也会感到高人一头,但最终却回到了开始时就众所周知的现实,而又一次被西方作为反面教员的中国人在受到刺激后愤怒回国,这才是可悲的情景。"

摘译:王羊

责编:叶宣

本文摘自或节译自其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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