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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

真实经济周期领头人双获诺贝尔经济奖

10月11日中午,2004年诺贝尔经济奖结果揭晓,获奖者是挪威学者基德兰德和美国学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这两位学者被归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是所谓“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倡导人和领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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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

诺贝尔奖委员会把2004年的经济奖颁给挪威学者芬.E.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是为了表彰他们关于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的新理论。

普雷斯科特曾在明尼苏达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达20年,现在在亚利桑纳大学任教授,兼明尼苏达联邦储备银行担任首席顾问。基德兰德1973年在匹兹堡的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现在美国Carnegie-Mellon大学台帕商业管理学校任教授,兼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1977年,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共同就70年代对通货膨胀斗争的失败撰写的报告“规定胜于避忌-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今日已成为经典经济学著作。1982年,两人再次携手撰写的“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ons”也是最近30年里被引述最多的经济学著作之一。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都被视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中的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他们对凯恩斯主义发起了批判。他们认为,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所说的预期是适应性预期,即人们只使用经济变量的过去值来形成变量的未来值的预期。适应性预期不符合理性人最大化效用的假设。

新古典最重要的三个信条是:理性人最大化效用、只有实际变量才至关重要(如“货币非中性”)、价格和工资灵变从而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形成一系列宏观经济模型,新古典宏观学派在1970年代掀起了一场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革命”。

卢卡斯和萨金特等人提出和开发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卢卡斯用理性预期假说改造了自然率假说,采用了比货币主义者更为激进的说法:对自然率的偏离是瞬时现象,短期中也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失业出自劳动者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自愿的工作与闲暇跨时替代效应,等等。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内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不满意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在80年代初期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亦译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同样信奉新古典信条的这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强调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影响总需求的名义变量的货币冲击,还是影响总供给的实际变量的技术-生产率冲击。

真实周期论者的假设,除了上述新古典信条之外,还以超出古典学派的偏执, 特别强调价格和工资在短期也充分灵变, 以及货币中性甚至超中性,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学长期和短期的划分没有意义。他们认为,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是经济对于技术-生产率变动的自然且有效的反应,经济行为人对于实际(相对)工资、价格和利率变动会作出跨时替代的理性选择:劳动市场总是出清的,失业总是自愿的;消费、投资和产出的波动也是如此;政府征税与举债具有“李嘉图等价”效应;财政政策尤其是赤字政策与货币政策一样无效。

总之, 正的技术冲击引起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业、投资和产出提高,总供给曲线上移,经济高涨;反之则反是。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革命”,带有清算“凯恩斯革命”,复辟古典理论的意味,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古典还古典。就此而论,它的政策建议无法在当今西方经济中有效实施。但是,这样一种取向的理论之所以能在1970-80年代的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它的独胜之处,这就是它的研究方法。

不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提供的有益的研究工具性要素,如理性预期方法、贯通微观宏观的一致性、重视货币冲击和供给冲击的研究视角等,已经为一批努力再生凯恩斯精神的经济学者所掌握或加以考虑,他们在探讨经济波动的原因时,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普雷斯科特1980年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同年成为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的顾问。他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的欢迎。

在接受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副总裁采访时,普雷斯科特叙述道,他的思想受到过卢卡斯很大的影响。他们在1964年相遇。当时卢卡斯刚当上教授,普雷斯科特是研究生。“他对我影响是在我读完研究生后,大约在1969年,我们合作写论文‘不确定性下的投资’。这次合作与他的开创性论文‘预期和货币中性’使我重新对如何研究宏观经济学做一个全面的反思。”

在那次采访中,普雷斯科特也多次谈到了他跟基德兰德的合作,“在那时,动态经济学的基础已经建好了,任务是如何利用这个理论对经济波动进行数量研究。那时有一个长期增长理论,这个理论被用于公共财政问题。事实上,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认为那个理论由于没有引入货币因素所以对研究经济波动用处不大,并认为需要其他理论来解释长期增长趋势中的波动。芬.基德兰德和我研究出了一个实用方法,可以得出增长理论中波动的数量含义。我们想,如果做一些扩展,特别是(引入)建造新工厂和办公大楼的更长的时间,那个增长理论也许可以提供货币冲击的传导机制。但当我们得出没有任何货币冲击的增长理论的含义时,我们惊讶地发现经济周期波动被那个理论所预报。 ”

他说,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尤其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和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这两个取得大部分研究成果的地方。“我们的工作非常有争议。反对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做数字理论练习在当时是一个禁忌。现在情况不同了,甚至我的本科生也在使用不确定的动态环境下人们决定工作多少和消费多少、企业决定生产多少和投资多少从而来进行他们的经济周期实验。 ”

“芬.基德兰德和我是在动态均衡理论的框架中开始我们在最优政策方面的工作的。在我们得出它的逻辑结构后,我们发现有一个基本性问题。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最优政策有个特性,就是人们在实施这个政策一段时间后,会发现有比原先政策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一群人不能坚持原先的政策,那么事前的最优计划就不可行了。

“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中会产生这个问题。假定最优政策是对不采取特定行为的人予以惩罚,并且那种惩罚对社会来说是有代价的。时间上不一致的最优政策是要惩罚那些将来采取行动的人。但是时间上一致的解决之道是在计划的第二个阶段不去惩罚在第一阶段采取行动的人们,因为有代价的惩罚不会阻止已经发生过的行为。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是建立规则或法律并且执行他们。对财政政策也是相同的逻辑。向过去的投资收益征税而不是向新投资收益征税总是最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变成了过去。这就是政府如果不付出全额补偿就不能剥夺财产权的法律条款是合意的原因。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他们可以有限地这么做。

“一个问题是有时环境发生变化,老规则不再很好地发挥作用,有改变规则的需要。但是应该经过许多讨论、过去的承诺被尽可能的信守后,才能作出这些变化。可信的政策会导致更好的结果。”

普雷斯科特认为,对经济学家来说,“为什么不是整个世界富裕起来?”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仅仅积累更多的资本----就是机器、工厂和道路----还不足以变富。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同样也不行。这两者都很重要并且关键,但是,给定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参数,这些生产要素将会积累。我认为我们需要的就是关于这个参数的理论,并且各个国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可以解释各个国家之间这个参数的差异。”

诺贝尔经济奖由瑞典帝国银行赞助,首次于1969年颁发。

(平心综合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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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 11.1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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