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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王锦思:抗战研究宣传也要打假

曾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为“来自东北的热血青年”的王锦思在给德国之声中文网寄来的这篇文章里,对中国研究和宣传抗战中的不实之处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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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北京一幕

中国正经受诚信危机的考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有难度,抗日战争研究宣传打假同样难于上青天。在所谓的爱国主义和牢记抗战的眩目光环下,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也有假。况且假得堂而皇之,还能获得不吝的掌声和美誉。

许多人看过几张日本侵略中国的照片,学了几句“大大的”、“死了死了的”之类鬼子话,知道南京大屠杀死亡三十万人这一简单数据,就习惯于口头上矫情和发誓,重复着"日本人忘记侵略”等等之类的话。那腔调仿佛世界上只有日本人才无知和健忘,那架势似乎牢记历史成为中国人的专利。


犹记得十年前,《中国青年报》进行"中国青年看世界"大型问卷调查。十多万青年对"日本侵华仍然愤慨"的占"96.8%",主张"牢记"的占"98.6%"。如果让这十万青年回答有关抗战最基本的问题,正确答出的能有多少?从近年来多次出现的把“九一八”当成“就要发”开业结婚、身着日军服照相演戏,以及中央电视台娱乐知识类节目《开心辞典》在七七事变纪念日首播等诸如此类的丑陋事情上,本人并不抱有乐观的期待,毕竟甚至许多掌握抗战研究宣传权利的学者和机构也缺乏起码的严谨态度和史学良心。

山东有个调查细菌战的人做些工作,但搞不清具体死亡数字,为此征求一个索赔知名者的意见:"你说死多少就是多少!" 呜呼!可以想象,以这种态度调查可信性何在?


无独有偶,原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刘大年认为在中国的日军阵亡198.4万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宣传侵华日军阵亡200万,导致200万日本妇女成为寡妇。其实,日军大半没结婚,何来那么多寡妇?这些都显然严重夸大。而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说中国歼灭日军连死亡、负伤、被俘才155万。中国人自己都没有统一口径,何以服人?即便从统计角度上讲,我军死伤数字更应该容易调查准确,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一致定论。比如众所周知的平型关大捷八路军阵亡人数只是笼统大概,至于歼敌数字甚至比孙悟空还变化多端。

中央电视台拍摄记录片《抗战》时信誓旦旦地宣称“第一次对抗战史料作最细致、最全面的梳理”。然而宣传网页上关于平型关歼敌数字一为“1000多人”,随后又说“3000多人”。其他抗战知识也是错字连篇,漏洞百出,谬误频频。这些最起码、最基本的常识都被搞错,不禁让人为这部记录片的质量产生怀疑和担心。我打了多次电话,对方才得以纠正。

江泽民主席在1995年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大会讲话中正式提出中国在抗战中3500万人伤亡。可以说,对于这一抗战伤亡最权威的数字应该不折不扣地牢记。但是十分可悲可笑的是,就连声名煌煌的吴大专家和赵大学者等许多业内人士也慷慨陈词地说"3500万人死亡",一张嘴就把伤者给"咬死"了,更还有人煽情为“死难4000万同胞”。

台湾抗战记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山河岁月》甚至说“中国的死亡者达到了三千七百万人,而这个数字是整个二战死难者的百分之四十。”文中还出现 “死亡3500万”、“伤亡3000万”两个数字,让人不知所措,难以取舍。

作为受害者,我们会为日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杀害30万人而气愤,不等于自己也可以信口开河!权威的宣传阵地和文艺、历史工作者都屡屡犯下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只会造成严重的误导,是对受伤者最大的不敬和侮辱,更是对自己冠冕堂皇身份的亵渎和玷污!

有人说:“中国一方面是字纸和印刷术的发明者,拥有最发达的记忆载体,但另一方面却在丧失对重要历史真相的记忆。可以这样说,‘国家失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传统。” 述而不作, 清谈误国。想牢记而没有牢记,只动口不动手,说的比做的多的中国人还少吗?其实,中国人就爱干这种自己没做,只是严令日本人牢记历史的事。鲁迅、巴金、柏杨都对中国人健忘、麻木、自欺,进行无情的抨击和揭露。

愚以为,哪怕普通国民牢记抗战历史,也必须对具体信息和知识大致掌握和了解,重大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经过,必须牢记在心,出口成型,没有丝毫错误。

有人认为,不了解抗战知识也无所谓,没有用,有心情就行。其实,"心情"因为不了解抗战未必理性,未必能够驳斥日本右翼,未必能够教育别人。如果自己没记住,又如何期望别人牢记?己不正焉能正人?问题更在于,日本人牢记和中国人牢记哪个对于中国人更重要?显然是后者!

2001年12月,全国上下一片漫骂赵薇身穿日军军旗的行为。其实,如果媒体没披露出她穿的是日本军旗,批判者能识别出来吗?可以说,如果不了解最起码的抗战历史,你也可能变成赵薇!就是你!

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就是不根据应考者自以为是就予录用,而是要通过具体试题来检测水平究竟如何,避免南郭式先生招摇撞骗,滥竽充数,贻误众生。

《列子•汤问》记载,春秋时期周游列国传经布道的孔圣人因谬误层出,还好为人师,就遭到两个小儿之讥: “孰为汝多知乎?”

最初苏联统计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400万人。犹太学者弗朗西塞克佩帕是遇难者亲属,从1965年起,不懈地追求“真实的奥斯威辛数字”,最后研究出约110万人遇难,虽然大为减少,但真实可信,表现了充分的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精神,更有对生命和历史的尊重,无疑值得国人学习,这也是现代社会法律与学术理性的必须。

机器精密才能生产出好产品,历史精密才能锻造出严谨认真的国民性格。历史是知识的累加和应试的工具,更是人文精神的培养,这是民族传承的根基。

中国日军死亡不是200万,而是50万人左右,占日军二战总死亡的25%左右。中国抗战死亡人数不是3500万,而是2200万左右,少于苏联的2700万人。

再苦痛的受害者也没有必要靠虚构数字来彰显不幸,否则会削弱正义本身,摈弃同情,也难免再次重蹈不幸。把日军死亡数字和中国死伤数字回归虽减小但真实的数字,无损于我们的功勋,无减于我们的苦难,更能使历史记忆获得一种感伤而忧郁的美学品质,达成普遍的理性自觉,力量倍增,稳固如斯。 (王锦思)

作者简介:

王锦思系吉林德惠人,现居北京。
他是九一八战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员、中华日本学会会员。

从2001年起,他一直为“每年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奔走呼吁。2002年,为了呼吁全国纪念抗战,他辞去了吉林电视台记者职务,只身来到北京,在各大高校进行巡回演讲演唱。中国人民网当时把他称为“来自东北的热血青年”。在今后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向100多个国家使馆发出了致政要的一封信,希望他们能前来参加中国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了解中国的抗战史。他收到了来自俄罗斯、韩国、乌克兰等10个国家驻华使馆和有关机构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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