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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王蒙专访:“乐观是一种武器”

他曾被下放到新疆进行劳动锻炼,也曾担任中国文化部部长;他曾因写作被划为右派,也因写作而享誉海内外;他的人生充满起伏,却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和乐观。年过七旬的王蒙先生依然笔耕不辍、活跃于中国文坛。应德国外交部和歌德学院的邀请,近日王蒙先生访问了汉堡、柏林等城市,并参加了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德国之声记者在柏林对王蒙先生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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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德国之声:王蒙先生,欢迎您来柏林。您从 19 岁开始投身文学创作, 21 岁发表了处女座《小豆儿》,此后一直笔耕不辍。能谈谈您为什么要写作吗?

王蒙:因为我觉得生命太短促。当时我很年轻,正沉浸于新中国成立时的激情当中,而这种激情是转瞬即逝的,人很快会长大,也不可能永远处在一种激情当中过日子,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情感记录下来。

德国之声:从 29 岁到 45 岁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您被下放到新疆劳动锻炼,能谈谈您在新疆的那段日子么?

王蒙:应该说,我赶上了中国社会特别动荡的时期。我从小就经历了抗日战争、逃难、国民政府统治、新中国成立这些急剧的社会变革,而且很小就投身革命。建国后,社会中革命的惯性,也就是"斗"的惯性,仍然延续。这些社会的变动可以说给人民精神上以很大的刺激,也有很大的伤害,但反过来说,也是一种锻炼,比如说去新疆,现在的人也许不太情愿,我当时觉得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到边疆区,能得到锻炼,加上当时看了电影《天山上的来客》,我是渴望去新疆的,我喜欢这样一个新的体验,喜欢维吾尔语、伊斯兰教,当时我很快就可以说流利的维吾尔语。但是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去了之后不能写作,或者写作之后不能发表,这又是苦闷的、压抑的,甚至是恐惧的。

德国之声:从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您非常乐观,对生活充满激情。

王蒙:这和一个人年轻时候的底色很有关系。我11岁就与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地下组织建立联系,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庆祝革命的胜利,庆祝新中国的建立,这是一个底色。另外,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我觉得不管倒什么霉,都是暂时的。不管是写作上,还是在热情上,我并不对我自己失望,我认为一切的挫折都是暂时的。此外我想说,面对那些挫折我没有选择。如果我选择了悲观和绝望,就更什么都完了。要是说的惨痛一点,我的乐观也是逼出来的。越有人算计我,越有人给我不公正的待遇,我的乐观是一种回答,也是我战胜坏人的一种武器。

德国之声:您一生值得自豪的成就有很多。您写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同时您也有自己一套为人处世的哲学,您觉得这两部分,您最得意的是哪个部分?

王蒙:应该说得意和不完全满意始终是伴随着我的,我自己更重视的是我的写作。我获得过一些社会和政治上的头衔,甚至还有某种级别的待遇,许多朋友,甚至许多国家政府的礼遇,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转瞬即逝的。我重视的当然是我的写作,我相信我的作品不是一无是处的,还是有很多人会去看的,甚至为之而感动。

德国之声: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您 80 年代的作品很推崇,但觉得您进入 90 年代后就缺乏新的东西了,他也说 80 年代在中国的时候,很多文学青年愿意与他讨论文学的东西,文坛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流派。但顾彬说 90 年代之后到中国,就很少有人愿意与他谈论文学,您怎么看待这其中的差别?

王蒙:这是个非常有趣味的问题,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意识形态和文学就特别被社会所关注,它起了一种煽情、激发,并且唤起人们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的作用。但是进入90年代后,中国走向一种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氛围,大家关心的都是过日子,挣钱买房买车,我觉得表面上看是庸俗一点,但是我觉得中华民族刚吃饱了没有几年,人们关心一种小康的生活,文学不再处于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实际上是正常化了。相反,如果老维持一个大家都在谈论文学,那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民族那种不安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我跟顾斌的看法不太一样。80年代的文学很刺激,因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大家能够在文学作品里批判痛骂极左,还有文化专制,这当然是很刺激的。当然,现在好的作品仍然会出现,但是需要一个过程。

德国之声:中国文人的传统是讲究内心的平静,这样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另外一方面,您又提到我们处在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就是外部条件相对比较浮躁,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条件下,中国的文人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面貌?

王蒙:这种表现是各式各样的,很难概括。比如山东一个很优秀的作家张炜,在作品里有就对"经济动物化"进行痛击,上海也曾有过关于文化缺失的讨论,这是一种反映。也有些作家从中国古朴的民情、文化传统中来寻找一种乐趣,比如贾平凹。再比如说莫言,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来表现光怪陆离的历史和现实,让读者觉得非常奇异,把历史陌生化、荒诞化了。还有一些人愿意用一种冷嘲热讽的方式来表达,也有一批喜欢表现白领的优越性,在自己的作品中强调越来越时尚、越来越前卫的生活。更有义正词严地关注弱势群体,为民请命,痛斥贪官污吏奸商,我觉得这些都是老百姓需要的。

德国之声:现在文学界发展多元化," 80 后"、严肃文学等都有各自的市场。从您个人角度而言,作家是否需要担当一种使命感,表现一定的理想?

王蒙: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作家存在很大的区别。比如有些作家,以畅销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且确实有很大的收益。追求畅销的人中,不少也有很高的写作能力,而且我不认为追求畅销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因为畅销才有影响力,当然他个人也得到好处,读者也得到快感,也有的人更具有那种批判现实的、悲天悯人的传统,他们的作品表达的主题比较沉重,对坏人鞭挞的也比较厉害,也表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我想这些人的使命感就比较强,他们仍然是以社会的良心为主题。也有作品里面表现出什么都无畏的,甚至于写到了吸毒之类的主题,那是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就不好用使命感来形容了,而且他们本身也很反感使命感这个词,他觉得我要张扬个性。当然,搞文学的朋友也可以对这一类加以批评,但是他也存在着,他也不违反宪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这么些使命感差的作品出现,也是中国人精神空间扩大的表现。要是所有的作品都悲天悯人,是不是有时候也有点太沉重了。

德国之声:文学作品多元化是中国人精神空间扩大的表现,但是有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却由于种种原因受到阻挠,不能面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蒙:我希望这个问题以后能有更妥善的解决方法。据我所知,有些作品面世后没有再重版,我个人觉得,这并不是个好的办法,因为实际效果就是便宜了盗版。凡是有过一些挫折的书,都能在盗版书摊上找到,所以我个人是希望这种事情是出的越少越好。还有一些情况,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一些牵扯到宗教、民族,党的历史,党的内部矛盾纠纷的,这要求有关方面做一些审读,这种状况我反而是理解的,因为上海出过一个涉嫌侮辱宗教的作品,引起很大的风波。至于党史上的事儿,比如我的回忆录,也涉及到几个党的重要领导人,暗含着骂人家,可人家也有家人、下属,会牵扯到名誉权等一大堆问题,这也是麻烦的事。

德国之声:顾彬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作家不懂外语,所以无法从外国文学中吸取养分,也无法回过头来看着自己作品被译成外文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懂外语,您觉得外语对作家来说有多重要?

王蒙:这些不是最主要的。其实现在的作家懂外语的也越来越多了,比如像韩少功,还是下了很大力量来掌握外语,王安忆也翻译过作品,多懂外语当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关键。

德国之声: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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