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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汪晖:“给文化交流更多空间”

如何能打造一个共同的未来?中国著名社会学者、有新左派领袖之称的清华教授汪晖希望,能有一个让各国在思想上近距离接触的公共空间。

德国之声:汪先生,您2000-2001曾在柏林生活一年,时常来到这里。此行您的身份是"对话"会议的演讲人。德中之间的对话已经持续了几百年,从17世纪莱布尼茨开始。您如何评判今天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多样性?

汪晖:(两国间的)经济交流自然是很强大,但是此外也存在一个非常广泛的文化交流:德国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活动;在中国,歌德学院等机构也组织了不少活动。很多时候,活动也邀请来自中、德以外第三方国家的民众参加。

您是否在几年前曾批评德中间的对话有些片面?批评德国知识分子虽然前往中国,但是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对中国议题感兴趣?

我不记得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但这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话不一定能够成形。不过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和个人没有太大关系。从19世纪末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特别感兴趣,包括各个方面:文化、技术、科学及其它领域。因此,我们迫不及待地翻译了那么多西方作品。对比中国的西方译作和西方的中国译作时,这种不对等非常明显。

这种不对等是如何产生的?

德国有一些很优秀的中国学者,但社会上对于中国的了解相对较少。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社会对于西方的了解要多地多。

另一个原因在于学术界的结构,其根基依然在西方。我认为,这一点必须要改变。当然考虑到语言问题,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德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此外,当我们谈到对话问题、特别是跨文化对话时,我们习惯于在一个非常固定的框架内探讨,例如在犹太文化、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的框架内。而交流也总是以这些视角作为出发点。然而今天,以我个人的经验为例: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经常出行,从很多人身上学习。我虽然是中国人,是一名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但我不会说,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因为我言论和思想的很大一部分,其本质并非中国文化。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面临一个新局面:在这个非常灵活的时代,必须要求一个进行对话交流的学者理解其自身的复杂性,这非常非常重要。

在德国,有人称您为"中国的哈贝马斯"。这可能是因为您二位社会地位的类似,毕竟您作为(中国)"新左派"的领军人物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听到类似的比较时,您作何感想?

哈贝马斯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很尊敬他……

您二位曾多次相遇……

是的。我年轻时曾为《读书》杂志翻译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我不明白,人们为何会将我们两人相提并论。

我想,是因为与您在中国一样,哈贝马斯在德国也被看作是左派思想的领军人数……

人们把我和"新左派"联在一起。然而我不认同这个概念("新左派"),也不会这样称呼自己。这是因为,在当今要定义"左派"这个概念非常难--特别是鉴于"左"在20世纪的中国拥有与这里完全不同的含义。我更倾向于说自己代表着一种新的批判思维。我认为,这很重要。在90年代新自由化的高峰,我对社会公平性和社会不平等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这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把我称为"新左派"。与此同时,我在近12年的时间里担任《读书》杂志的出版人。

直到2007年……

在这个时期,我们组织了很多轮讨论会。讨论参与者的背景差异很大,不仅仅来自"左派"阵营。我们探讨了一系列题目,例如社会不公正、环境问题、性别问题、民族主义问题--这些议题当时就得到了广泛讨论。

《读书》也涉及了很多政治议题?

是的。另外,该杂志在当时成为一种公共论坛,也面向外国参与者。哈贝马斯也曾参与这样一场圆桌对话,我们后来在杂志中发表了那次对话。很多来自德国、北美和拉丁美洲、印度、非洲、日本、香港和台湾的知识分子曾在中国参与讨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那是一种真正的对话。

您认为,这是否正是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其此次与会演讲中所提到的公民社会间必要的对话?

是的,当然是。这样的对话已经占据了公共空间。

EINSCHRÄNKUNG Konferenz des Goethe-Instituts Dialog - Wang Hui

在柏林参加"对话与另一方的经验"会议的汪晖

如今,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抱怨,社会生活被经济发展主导。抛开学术圈来看,中国丧失了其文化记忆。您认为,在当今中国,文化和文化记忆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我同意您所说的,一切围着经济转。我曾对此表示,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思考目前的发展模式,我们需要一场针对该议题的文化争论。

关于文化记忆:一方面可以确定,在市场经济下,一切都只从物质角度出发。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记忆正在经历复兴。(中国)各地开办了数千家博物馆……这是我们文化记忆重生的第一个信号。

但是与此同时,有文化遗产被毁,老楼和老村庄被拆。

这是城市化的一部分。我们也因此需要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文化反思。我们不能只把东西送进博物馆,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的生活哲学、生活方式。目前这两方面都存在:一方面,很多东西被毁;另一方面,我们文化遗产的维护和复兴也在进行。

在一个全球化世界,您对德中之间的对话交流有哪些期许?

我希望有一个新的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种对话,而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中、德知识分子可以合作组织活动、发展项目。这目前已经有所启动,但还很少。为此,我们真正需要共同的智慧。我们必须先通过讨论,找到共同的项目和共同的出发点--这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分歧。我常来这里,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德国朋友。当我们对话时,我们不会想着自己是中国人、德国人,我们谈论各种话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空间,一个我们未来应该拥有的空间。

汪晖是清华大学的中文教授。2007年,著作等身的他入选美国《外交政策》中国和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名单。他在柏林2月23-24日举行的"对话与另一方的经验"会议上接受了这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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