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恶魔》:谁应为屠杀承担责任 | 文化经纬 | DW | 19.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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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极端恶魔》:谁应为屠杀承担责任

当年在被纳粹军队占领的苏联,有大约200万犹太人遭到杀害。奥斯卡获奖导演鲁措维斯基制作的新片《极端恶魔》提出一个尖锐问题:正常的青年男子为什么变成了杀人狂?

Filmszene Das radikal Böse

电影《极端恶魔》里的镜头

(德国之声中文)电影《极端恶魔》的导演、奥地利人鲁措维斯基(Stefan Ruzowitzky)敢于在解释和控告之间寻求平衡。他希望为当今社会总结教训。这行得通吗?行得通。他把散文白描记录手法同电影方式加以配合,创作了一部提出问题的电影,即:那些平时表现并不失常的男孩,怎么变成了杀人犯?

凶手是法西斯军队的成员,听从党卫军的指挥。他们于1941至1944年间在占领的苏联各地杀害了200万犹太人。影片采访了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人们的讲述、日记以及法庭记录寻找对以上问题的答案。电影没有再现当年的情景,而是使用一些不知名演员脸部的大幅特写镜头。

Filmszene Das radikal Böse

电影《极端恶魔》里的镜头

用电影方式表现民族屠杀,并试图回答一个无法想象的问题,这种做法可取吗? 历史学家安德里克(Andrej Angrick)说,"可以。将记录资料同演员表演混合为一体的电影并不少见。这种做法没有违反风格,也非打破禁区,但过程中必须将引语清楚地划分出来。"

人的压抑机制怎样表现?团队的集体强迫以及同制度保持一致的压力又怎样在电影中体现?影片告诉观众,大部分士兵为完成上级命令把刑讯执行到最极限。

被压抑的事实

电影清晰地指出了一个常被人们压抑的事实,即这些男子应该是有其他选择的:他们原是有可能拒绝执行杀人命令,而且这也不会给自己带来人身伤害。他们最多会被调动或不被升迁。历史学家安德里克说,"可以用出征动机来限制杀人,这是唯一说理方式,即我到前方征战,不是为了杀死妇女儿童,而是为国家战斗。这种论证在当时是可行的。但出自意识形态的考量会造成很大问题。" 安德里克证实说,拒绝参加杀人行动小组的,可以得到其他任务,而不必担心被开除军队,更不会受到惩罚。

但为什么要杀平民?

那么,平时表现并不异常的正常男子,怎样变成了极端罪犯?影片表现出,这些士兵在经历第一次屠杀时受到心灵曾受到强烈震荡,但后来集体行动开始产生能量,跟制度保持一致的要求也开始产生压力。宣传鼓动机器行动起来。

最后,杀人对这些男子来说就像是完成一个肮脏的职业,不得不做,为的是达到高远的目标。安德里克说,"在纳粹国家,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是实现日耳曼式的理想,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杀害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他们同那些纳粹迫害的对象一样,在法西斯的精神世界里阻碍了一个'雅利安人的伊甸园'的建立。 那场毁灭性战争是为这一理念而发起的战争,因为最终幸福只属于他们那个精神世界里的人。"

魔鬼在我们当中

鲁措维斯基导演在影片中引用了康德写于18世纪末的一段文字。这位哲学家论证道:抗拒基本道德标准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潜在本性。著名心理医生利弗敦(Robert Jay Lifton)在电影中使用了"人类的潜能"一词,他认为,做坏事是人类的潜能。但潜在的能力什么时候爆发,超越"基本道德标准"的界线?利弗敦说,这取决于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为个人行动划定最重要的界限。

Filmszene Das radikal Böse

电影《极端恶魔》里的镜头

安德里克却认为,利弗敦的理论过于肤浅并强调社会框架条件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当年95%的纳粹士兵如果生活在另外一个社会里,不会变成重型罪犯。光有政治文化还不够。不可缺少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他说,如果精英阶层,如政治家、法学人士、演员、医生等,具有免疫力,那便是稳定社会的因素。

安德里克尤其强调了执行司法的重要角色:"国家不仅可以用惩罚手段加以威胁,必要时也须绳之以法。"此外,他还认为,一个社会不该推崇一个"过于理解的对话文化",他这里指的是不该对待有过于宽容的态度。

导演鲁措维斯基的影片《极端恶魔》没有宣判纳粹士兵无罪,也不认可他们的做法。影片的结尾再清楚不过了:杀人犯无法以"别无选择"为理由为自己开脱责任,或者将罪责推委给一个抽象的纳粹国家。他们个人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作者: Birgit Görtz, 编译:李鱼

责编: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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