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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是中国人都应该看的一部电影

科隆东亚系举办的中国纪录片节上,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我虽死去》是其中最具有震撼力的一部影片。这部拍摄于两年前的纪录片其实应该成为中国人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一部经典影像教材,就像“文革博物馆”不应该只存在于呼吁中,而应该落成并成为反映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一面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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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纪录那段历史?

科隆大学东亚系现代中国专业的大学生们10月23日至28日举办了一个"素颜中国-中国纪录片电影节",共放映了11部电影,其中除了最后一部是剧情片"安子",其它10部都是纪录片。11部影片中,除了"北京798艺术工厂"为德国人弗里克制作,其它均为中国独立电影人作品。这些影片在中国基本上属于"小众"电影,几乎不会在电影院里看到,因此能在德国看到,实在要感谢那几位组织了这一电影节的汉学专业德国学生。每晚放映前,都有一位学生为观众介绍一下影片所涉及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从而使那些对中国不太了解的德国观众能更好地看懂影片。介绍《我虽死去》的那位德国小伙子说:"我相信今晚你们没有白来,这是一部看了不会让你后悔的电影。"

《我虽死去》是独立电影人胡杰第二部关于文革中个人命运的纪录片,第一部《寻找林昭的灵魂》就已经引起很大反响。《我虽死去》讲述的是前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女士文革中被摧残致死的事件,影片的主要叙述者是卞仲耘的丈夫、今年已经87岁的王晶垚老先生。王晶垚老先生收藏了有关他妻子遇害的大量历史证据,影片就是通过他的叙述、回忆和展示,重构了40前(影片拍摄于2006年)一个生命个体、一个家庭如何在人性丧失的疯狂时代被毁灭的。

影片虽然是站在今天的位置回看历史,但采取的是黑白片的形式。编导胡杰应该更多的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和对血腥的不忍再现,才采取了黑白两色,而不是刻意营造一种历史片的效果。1966年8月5日,也就是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著名历史一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造反的女学生活活打死,她也是文革中第一位遇害的教育工作者。学生打老师是文革的标志性暴力特征,因为它标志着对讲究"师道尊严"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根本性破坏。卞仲耘是被一群女学生用人格侮辱的方式活生生打死的,是什么把花季少女转眼变成如此残暴冷血?这是这部电影提出的一个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也是中国官方迄今回避和拒绝寻找答案的问题。

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做研究工作的王晶垚在妻子遇害后,用老式120相机拍摄了卞仲耘的尸体和丧事处理过程,也用照片记录了红卫兵抄家时贴在他家里的语言下流恶俗暴戾的大字报。影片一开始就平静地展示出一幅卞仲耘半裸尸体的照片,效果却十分震撼。在那样的时刻还顾得上用心地摄记录惨不忍睹的一幕幕,乍看上去王晶垚似乎有着超乎常人感情的克制与冷静。但是随着影片叙事的展开和深入,观众理解到,王晶垚在看到血淋淋的妻子尸体那一刻,心就已经在悲恸中死去了,因此他是带着死而后生的勇气,直面痛苦,为历史为后人留下证据。卞仲耘在屈辱中暴死给老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心理与心灵创伤,在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表现得最清楚。王晶垚将胡杰的摄影镜头引向当年旧居的书房兼卧室,他指着窗口说,他在妻子遇害后的头几年,每天都盼望妻子熟悉的身影能出现在窗外楼下,就像她活着的时候每天上班下班那样。说到这里,老人痛哭失声,一个85岁的老人的痛哭!

在王晶垚和死者的教师同事林莽老先生的回忆与陈述中,卞仲耘被屈辱虐待致死的细节过程渐次剥开。王晶垚将尘封了40年的箱子在镜头下展开,一件件晾出妻子的遇害时粘满血迹和粪便的衣物和随身用品,那个在外力作用下变了形的手表的指针停在下午三点四十分,那是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被暴力无端扼杀的时刻,那是一个家庭生离死别的时刻,那是一个人性扭曲畸形的时刻,那是中国被钉上历史屈辱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是他40年来第一次打开箱子。打开箱子,无异于撕开伤口。曾经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王晶垚对着镜头说,妻子死后,本来是无神论的他开始对基督教的画像有了个格外的热爱和理解,他感觉身上背负了一个十字架,背负着中国人承受的苦难和集体罪恶。他坚强地活下去,就是为去揭露这段历史。无独有偶,胡杰第一部文革纪录片中的林昭也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称自己是"为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人性的沦丧和宗教精神的缺失是否有某种必然的关联?看过胡杰的两部文革纪录片,就不能不去思考这一问题。

文革时北师大女子附中可谓是"贵族学校",学生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中共最高层干部的女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子女都曾在这里就学。2007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即原北师大女子附中举行90年校庆活动,当年红卫兵造反派头头宋彬彬为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被当成学校辉煌历史来炫耀,而这件文革象征性事件发生在宋彬彬的校长被打死后两周,宋彬彬本人也是红卫兵暴行的主要责任人之一。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校庆活动中,宋彬彬的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前者被冠以"知名校友"的荣誉光环,后者只被轻轻一笔带过。王晶垚老人给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写了一封抗议公开信,但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胡杰拍摄这部纪录片时,当年的参与过施暴的女学生中没有一人愿意接受采访,时至今日更没有一名当年的女学生出面对卞仲耘之死表示过道歉,与事件有关的责任人中更没有一人被追究过法律责任。

文革历史的伤痕并没有愈合。没有反省,没有忏悔,没有道歉,没有纪念,这就是中国对待文革的态度。凡是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肯定都会感到悲伤、愤怒、无奈和迷惑。王晶垚老人执着探寻的是中国人的集体灵魂和良心,寻找的是正义和人性。然而,文革中失去的人性并没有真正回归,而没有人性回归的现代化,必然是一个灵魂、情感和心智都不健全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虽死去》应该成为中国人必看的一部影像教材。被于丹通俗演义了一回的孔老夫子说过"不知生,焉知死",其实这话反过来对今天的中国也许更有意义:不知千百万中国人是如何死去的,怎知现在的中国人是怎么活的?!

影片快结束时,老人表示要将他收藏的遗物和证据都交给文革博物馆。但文革博物馆在哪里呢?它什么时候能建成呢?它还会有机会问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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