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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中国

抗争多半由腐败引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在山东视察时要求公安司法部门把“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法兰克福汇报认为,这一指示与今年秋季中共十七大和明年夏季北京奥运会有关,是为了从源头上堵住抗争民众前往中央上访。该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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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重庆发生的一起聚众事件

“中国民众的抗争大多因地方当局的违法行为和干部腐败而引起。尤其各省当局非法征收土地造成了社会动荡,干部和地方行政部门没收土地,用于建筑项目,只给农民少量或根本不给补偿,然后卖出土地获取高额利润。中国的司法不是独立办案,遇到疑难问题时听从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指示,所以受到损失的人大多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大多数农民也没有钱获取法律帮助。这种无奈的不满往往发展为示威、与保安人员厮打或占据地方政府部门的行动。”

如果对动荡不以为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新苏黎世报认为,中国离和谐社会相差甚远,虽然社会动荡并非偶然,但这些现象还没有构成对现行体制的威胁:

“尽管社会动荡事件很多并包括了不同的居民阶层和许多地区,但不能说这种动荡已形成全国趋势或甚至发展成为全国运动。大多数事件都是自发形成,只涉及某一地方的不满民众。在邻村或邻近的工地,情况就已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在出现大规模民众、如广东省一万名农民奋起抗争时,当然就应该说是重大的秩序问题了。

从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警察对民众抗争采用残暴手段,也出现了抗争者被打死的少数情况。但与1989年相比,在与抗争群众打交道方面,今天中国的保安力量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此外,城市中产阶层只把精力集中在职业升迁和增加财富之上,他们的去政治化迎合了北京的需要。这个阶层的新生代还在大学学习,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比尔•盖茨,而不是某些指导政治的人物形象。

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如果对这个庞大国家发生动荡的潜力不以为然的话,当然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经济快速增长是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如果经济停止增长,如果城市民众和较为富裕的农村地区期待的美好明天失去了生成的土壤,气氛可能会很快发生变化。在一个由许多利益集团和阶级严重对立组成、受一个唯一政党领导的社会,蛋糕不再增大、反而缩小,那么固有的内在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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