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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风云

战败德国人饥寒交迫渡难关

二战幸免于难的德国人,战后又开始了生存的斗争,他们首先必须解决饥饿的问题。德国投降后,国家秩序瓦解,民生日用品的供应随之崩溃。又因为缺乏燃料,1946到47年寒冬的冰雪,瘫痪了全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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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时的汉堡

饥寒交迫的人们,为抗议饥荒举行示威。盟军提供的救济物资,仅能暂时舒解困境。为了活下去,许多德国人不得不想方设法寻求生存之道。一名记者是这样描述黑市交易情况的:

“他们都站在那儿,成年人的手上提着文件包,饱经风霜的脸上透露出奸诈狡猾。孩子们大约9、10,或者11岁,他们的脸上再也找不出一丝属于孩童的稚气。”

地下市场上,大大小小的非法商贩主要贩卖的是香烟、巧克力糖和咖啡,可是买得起的人并不多。总之,一般市民都很拮据,大部份人所拥有的仅是刚从战争中拣回的一条命。虽然官方发放了粮票,但商店缺货,一票在手有如画饼充饥。粮食货源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德东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区划归了波兰。而战后的农村生活压力较小。在德国与荷兰边界度过二战的赫尔曼女士说,战后她们全家靠着仅有的一点资源,省吃俭用,重新起步,她说:

“我记得很清楚,夏天时,我们用半个上午的时间挖土豆儿。我们就靠着这些土豆活了下来。”

乡下有供应粮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城市居民的耳中。他们大批大批的涌向农村搜集粮食。梅特里希女士的母亲也从科隆来到乡下,一家挨着一家寻求食物。她说:

“每天一大早母亲就穿上厚重的登山鞋向农村出发,晚上总是哭着回来。人们都说,农民生活富裕,什么都有,连牛棚、马厩里都铺着波斯地毯。但是每家农户只送给母亲一个土豆,傍晚时可以装满一口袋。为了这一袋子土豆,她必须跑上一整天,晚上回家时经常委屈得痛哭流涕。”

农民做人处世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愿意与人分享,有人却囤积居奇贪得无厌。1945年,年方10岁的冯贝尔格伦是这一现象的见证者。他家务农,住在离亚琛市40公里的乡下。他说:

“那时有的人只顾自己,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缺了,唯一还需要的是在牛棚里铺地毯。可我父母的处世态度不这样。他们耳提面命的叮嘱我们,如果有人因为父母不在,肚子饿了,即使送给他们一个鸡蛋或几个土豆也好,千万别让他们空着手回去,没人会觉得到咱们这儿来讨东西是件好玩儿的事儿。”

战后,金钱失去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德国回复到以货易货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作为交易商品,冯贝尔格伦说:


“比如说,我们用土豆向人买了满满一车的淤泥,或者跟人交换硅砂砖,因为我们要盖一个粮仓。”要淤泥作什么?
“煤炭缺货,我们也买不起,木柴也不够用。所以能够买到洗煤剩下的淤泥,也就是煤灰的话,倒进火炉可以燃烧得久一点。”

没货可易的话就出卖劳力。劳力在当时很有市场,因为战争虽然宣告结束,但乡下男人不是战死,就是被关在战俘营,而波兰或乌克兰的强迫劳工已经回国。1948年时,玛格瑞塔•舒斯特一年经常有6至8个星期在乡下帮忙收成农作物。如果她得到作为劳动报酬的食物以后,在通过4国占领区时,又遇到下一个问题。舒斯特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身上带着粮食,怎样才能安然通过英、法管区交界的通关检验呢?在埃佛尔和洪斯吕克法国占领区,粮食货物可以悄悄的蒙混过关。最让人提心吊胆的是罗兰茨埃克,火车每次都会在这一站停靠,法国士兵上车检查。最惨的就是,他们把你仅有的一点儿口粮没收后,全部堆放在一起销毁掉,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然后空着手回家挨饿。”

占领区盟军在这一问题上毫不通融。曾身受其苦的乌苏拉•梅尔特里希说:

“我们抵达车站后,美国宪兵要我们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这样,倒在月台上的蔬菜、水果就全被美国人没收了,我们只能空着手回家。”

除了整天饥肠辘辘之外,冬天一来,燃料价格不仅昂贵而且奇缺,再加上盟军在战败国赔偿框架内,将煤炭运送回国,使民众原本就苦不堪言的生活,更有如“雪上加霜”。舒斯特回忆起当时发生在科隆的“偷煤事件”,她说: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民众铤而走险尝试偷窃煤炭。我们趴在铁路路堤上,铁路大桥上有个信号灯。于是有一个人爬上去把信号灯转成红色,火车经过时就必须停下来。这时有几个人爬上火车,把车厢里的煤炭往外扔,趴在铁路路堤上的人就负责拾捡收集。”

舒斯特手中拿着一本大约15年前出版的杂志,其中刊登了一张她和她母亲的照片,文章报导的是50年前发生在科隆地区火车轨道上的那桩偷煤事件。每当她看着这张照片,不堪回首的战后经历就一幕幕的再次映入眼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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