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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风云

“我们不想有敌人!”― 中国知识分子对" 和解" 的讨论

刘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国政府态度强硬,先是猛烈抨击诺奖委员会,然后又要求各国不要派代表出席颁奖仪式.而在民间,独立知识分子们却另有话题,他们展开了一场针对"和解"理念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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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国家依然充满不和: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当着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的面,措辞激烈地批评诺贝尔奖颁给"犯罪分子"。陈不允许发生与此相关的"干涉内政"。北京显然恼羞成怒,中国政府甚至要求欧洲外交官不要参加12月10日在奥斯陆的授奖典礼。

自从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在10月8日公布以来,众多的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受到控制、恫吓甚至关押,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这种严厉让人奇怪,因为这些活跃分子既没有对颁奖作出恶意反应,也没有对迫害表示仇恨。

引人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公共知识分子和批评者都强调,对他们来说,慎重而和平地争取民主化是多么重要。近年来,与中共体制内改革派共同努力的愿望,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

"只有通过和解,我们才能凝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这条大船平稳地从专制驶向民主。"民运人士胡石根上个月在评论中这样写道。胡石根写"和解",是令人信服的。他参与建立"中国自由民主党"等民主活动,并因此被迫遭受16年的牢狱。

和解不等于和谐

尽管"和谐"的概念在中国的思想界起着核心的作用,"和解"的理念却是陌生的。这个在西方广泛使用的名词源于拉丁语的"reconciliare",意为"重新联系,向对方重新示好。"

寻求和解,也就需要相互走到一起来。"和谐"在道家意义上虽然是一个开放而灵活的姿态,但并不是自动发生的过程。

按照孔子的教导,个人得服从于"大和谐",也就是家庭、家族和国家所要求的和谐。转换到现代政治生活中,这就意味着,与公共舆论观点不同的个人,必须服从于国家的和谐。

与之相反,在西方,主要是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政权批评者则怀有另一种理念,即宽恕。它所包含的是任何人都会犯错,没有人没有错误,甚至每个人都是罪人的观点。所以,基督教评论家余杰说:"重要的是,不要对监督我们的警察吼叫或攻击,应该总是尝试和他们对话。"

在刘晓波获奖后,20名基督徒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们呼吁国内外的教会,为他们面对社会正义问题的无动于衷而忏悔。我们要为中国的悔改、为和解和国家的重建而祈祷。"

和解的时代已经来临?

对于非基督徒活动家来说,和解的理念也同样重要。可是现在就提出和解,恐怕还为时尚早,自由主义哲学家徐友渔认为,"政府甚至不承认我们是对话伙伴,我们该和谁去和解呢?"

尽管如此,现在就对这种态度共同思考是重要的。"责任伦理"的问题,也就是法治国家的工具,比如针对滥用权力者的司法程序,以及一般的清理过错,有朝一日也会为中国所用的。

照徐友渔看来,思考和解已经刻不容缓。和解作为信号,对最高层的温和派很重要,对作为整体的中国民主运动也很重要。他所担心的是,"随着政府方面持续的甚至不断加强的镇压,失望以及由此而来的暴力倾向就会在中国民众中增加。"

作者: 贺志勇 编译:林泉

责编: 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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