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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志在将维护子孙后代利益写入德国基本法

他是70年出生,曾在大学里主攻企业管理和政治学,获博士学位,如今在德大学里执教,事业有成,踌躇满志,不过,他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他为年轻一代获得公正待遇而付出的努力,他于1997年成立了子孙后代权利基金会,拥有会员3百人,其奋斗目标是将维护子孙后代权利写入德国的基本法,他就是频繁出现在代际问题电视脱口秀节目中的年轻一代的代言人-约尔格-特雷梅尔(Joerg Trem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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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尔格-特雷梅尔

就在中国的少年儿童庆祝自己的节日-儿童节的不久前,德国联邦政府起草的第三份贫富报告草案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有关德国儿童现状的报告也重点谈及德国儿童的贫困问题。作为世界最大出口国之一,工业发达国家的德国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竟出现了新的贫困群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约尔格-特雷梅尔以他个人的视角为我们介绍了德国儿童和年轻一代的现状、困惑及对未来的思考和面临的挑战。

德国儿童和青少年生活现状

Deutschland Kinderarmut Symbolbild Pädagogischer Mittagstisch in Schwerins Kinderhaus

德国之声:德国联邦政府第三份贫富报告草案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关德国儿童现状的报告均提出了德国儿童的贫困问题。请问,德国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活现状究竟怎样?

特雷梅尔:儿童贫困听起来很吓人,其实德国儿童和青少年的生活现状并不象人们估计的那么糟糕。可以说,在德国没有孩子因贫困流浪街头。德国的儿童贫困是一种相对的贫困,也就是说,他们不致于忍饥挨饿,没有住宿之地,但与德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儿童现状的确今不如昔,而长辈的生活水平好于30年前。

德国之声:您在此所指的是如今退休族群吗?!

特雷梅尔:是的。

德国之声: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特雷梅尔:我认为,联邦政府的工作重点不当。儿童和青少年利益受到某种程度的忽视。尤其是单亲家庭、多子女家庭和有移民背景的家庭的孩子。来自这三大族群家庭的下一代面临更大的贫穷风险。比如托儿所就亟待增加,刚刚生完孩子的妈妈们因没人照看孩子,只得呆在家中。现年,人们正在努力增加托儿所,为的是方便妈妈们尽早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德国之声:如您刚才所说,德国的儿童贫困是一种相对的贫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中也提到物质贫困和因政策僵化而导致的贫困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特雷梅尔:物质贫困总是与德国居民的平均收入相比较的贫困。比如一千欧元是平均值的话,那么比一千欧元少30-40%的就属于贫困群体。不过,这种统计方式是不无争议的。

德国之声:德国儿童的具体贫困限究竟设在哪里?比如每月少于多小欧元就被划入贫困线以下?

特雷梅尔:这与每个家庭的总体收入是分不开的。比如二级失业金360欧元就是贫困线。而且要看究竟是多大的儿童。

德国之声:德国失业金领取者可向教会或国家社会福利机构申请与孩子们度假的补助。如果家长没有经济能力与孩子们度假在德国被列入贫困现象之列吗?

特雷梅尔:我认为,对此的看法存有文化背景的不同,因国家而异。我个人认为,如果一年里,家长不能保证与孩子们去国内的某一农庄度假的话,那应该算是贫困群体了。

在德外来移民子女面临更大的贫困威胁

Deutschland Ausländer und Deutsche in Berlin Kreuzberg

德国之声:除了物质贫困之外,还有一个概念,那就是体制僵化导致的贫困:青少年缺乏接受培训和就业机会,人们看不到过上更好生活的前景等。您在大学教书,直接与年轻人打交道,他们如何面对这一现实呢?

特雷梅尔: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德国的年轻一代受到忽视。与我们的父辈相比,我们的就业机会要比父母一代少得多。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拥有高级中学毕业文凭,或是大学毕业文凭并不意味着事业成功就有了保证,拥有大学文凭的人依旧面临失业的危险。但缺乏职业培训机会,看不到更好的生活前景主要指的是外来移民子女。他们往往只有普通中学的毕业文凭。德国的教育体系很早就将孩子们分类。如果孩子们不能进入高级中学读书的话,以后往往不会在事业上有太大的发展。这些人的下一代也几乎是同样的命运。也就是说工人和农民的后代大多还是工人和农民,上大学的很少。我认为,人们应该为有天份的工人农民的后代提供上更好学校的机会,为他们日后在事业上的发展创造条件。

德国之声:这是否是一个典型的德国现象?在中国则不是这样,不少农民的后代从小立志,发奋读书,反而更知道如何在事业上谋求发展。您认为,这是否与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不当有关呢?

特雷梅尔:我对中国缺乏了解,但在德国,这与社会阶层有着直接的联系。生活在德国的外国人的比例较高,而在某些国家,物质条件比教育被看得更重。外来移民子女往往根本不寻求事业上的发展,而是很早就购买汽车,以此炫耀。也就是说,有些人往往更注重物质享受,而不是事业上的发展。

德国之声:可是没有事业上的发展,又如何能够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另外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您刚才所说,如今年轻一代的就业机会比父母一代要小很多,不过,现在也出现了很多发展迅速的新兴行业,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您认为,机会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Dr. rer. pol. Jörg Tremmel, Stiftung für die Rechte zukünftiger Generationen

好日子已经结束”

特雷梅尔:二战后是快速发展阶段,在那段时间里,一代生活得比一代好,当然是从总体上来说。现在可以说,好日子已经过去了。如今的年轻一代,我指的是30岁一下的一代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处境不如他们的父辈。原因很简单,全球一体化就是因素之一。过去德国坐镇一方,没有国际竞争,至少竞争不象今天这么激烈。我在此想举一个例子。以流水线作业工人与公司高层经理的收入差距为例。过去的差距是1:30, 而现在则是1:112。这是媒体的聚焦之一,但鲜为人知的是,年长一代与年轻一代的工资差距也在加大。这一剪刀差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1970年,一位50岁的工作人员的平均月收入比30岁的高15%,而现在这一差距则扩大到40%。如今的年轻一代还需要做很多实习,得到的又往往不是长期的工作合同。年长一代受到更好的解雇保护,享受更多假期天数,工资收入也更高,这是不公平的。到目前为止,人们更多地聚焦歧视老年人问题,也就是说雇主歧视老年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一代受到更多的歧视。工资表上根据工作年限做出相应的工资待遇。在竞争更为激烈的当今,年轻一代与长辈们相比要承担更大的重负。

德国之声:竞争激烈不仅影响到年轻人,年长者也不例外。比如公司裁员,年长者被解雇的也有不少。

特雷梅尔:但他们为什么会被解职值得追究,因为他们大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工作人员的生产力最高峰是44岁,当然有职业上的区别,我在此所指的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50岁,或60岁的人尽管在生产力上已有所下降,但他们依旧要求象44岁最佳状态的工资待遇,或者更高的工资待遇,其实他们已不再具有最佳创造力。

德国之声:但在如今的就业市场,年轻人好找工作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姑且不论工资待遇问题。

特雷梅尔:这是人们认识上的一个错误。年长的失业者的确希望重返工作岗位,但问题在于,他们是否愿意放弃其原工资收入的30%?年轻人则往往乐于接受较低的起始工资待遇。

德国之声:您在此有具体的统计数字吗?

特雷梅尔:我们刚刚搞了一个竞争活动,也举办了研讨会。内容是子孙后代。结果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创立基金会 维护子孙后代利益

Deutschland-Portal Brandenburg Kröten sammeln

德国之声:您于1997年创立了子孙后代权利基金会。您何以想到要走出这一步?

特雷梅尔:因为我认为,许多领域的发展都建立在牺牲子孙后代利益的基础之上。比如环境保护议题,温室气体排放,核废料处理等,这些都是子孙后代们所继承的遗产,尽管人们根本就没有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再比如高达1万6千亿的国家负债。我之所以成立基金会,就是想阻止人们这样做。

德国之声:您的网页上标有很多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您的基金会在中国也有自己的项目吗?

特雷梅尔:没有,但对中国来说,我们的想法也许会令他们感到吃惊。中国人都讲究尊老敬幼。或许当中国听到德国的年轻一代要争取更多的公正待遇的话,他们会感到吃惊,并难以接受。要求获得公正待遇,与尊敬老人完全是两回事。我不知道,是否中国的老年人愿意听我的这些建议。

旨在将维护子孙后代利益写入基本法

Momentaufnahmen Berlin Reichstag Bundestag

德国联邦议院

德国之声:我们姑且不论这一点,您还要求,德国能将您的这个建议写入德国的基本法,进展如何?

特雷梅尔:啊,进展不错。通过一项法律草案需经过联邦议院的三读程序。去年秋季,我们的建议通过了一读。今年10月,还将对这一建议举行听证。以后的事情不掌控在我的手中。

德国之声:谈到代际问题,您经常是德国电视脱口秀节目的嘉宾,您代表年轻一代的利益。请问,您的上述建议获得怎样的反响呢?

特雷梅尔:还说得过去吧,当然了,一些年长者对我们提出的相关建议持批评立场。因为我们代表年轻一代的利益,有的年长者认为,他们的利益会因此而受到威胁,我们想将属于他们的东西拿走,其实并不是这样。

德国之声:换句话说就是,你们不想拿走属于老一辈人的东西,而是想为未来的几代人争取更多的权利?

特雷梅尔:是的。

旨在将维护子孙后代利益写入基本法

德国之声:那么您想为未来的几代人争取哪些具体的权利呢?

特雷梅尔:两大重点:环境保护和偿还国家负债,包括退出核能领域等等。

德国之声:联邦政府已为此付出努力,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未来几代人,也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利益。

特雷梅尔:当然了,但年轻一代要活得更长一些。更不用说子孙后代了,他们必须面对我们现在所作所为的后果。

德国之声:为了实现为何子孙后代争取更多利益的目标,您积极参加各种辩论,您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特雷梅尔:如果德国宪法能做出修改的话,也就是说加上我们要求的那一条,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德国之声:从维护子孙后代权利基金会成立至今已过去11年了,在此期间,最令您感到骄傲的是什么?

特雷梅尔:最令我们感到满意的是,人们维护子孙后代的意识有所提高,我现在正在接受一位中国记者的采访也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努力和论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1年,媒体只使用了19次子孙后代权利这一词汇,而现在的最近统计是200次。子孙后代权利的问题已引起了政界和媒体的关注,进入了人们的意识之中。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一步。

德国之声:子孙后代权利基金会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呢?

Jörg Tremmel

特雷梅尔:面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他们与我们一样有权满足自己的需求,所谓需求涉及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至少他们的需求不应低于我们。有可能的话应该更高才是。我们每天的行为会对子孙后代的生活空间构成威胁。全球化使竞争更多激烈,但不应将负担全部推给年轻一代,也就是说,年长者不应说,30年前,我们付出了努力,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因为年轻一代没有参与这一进程,所以他们的起步条件就应更差一些。年长一辈也应付出自己的部分所有。

德国之声:您在此指的是什么?

特雷梅尔:比如解雇保护。比如在西门子和大众公司,工龄较长的人受到更好的解雇保护。也就是说工作30年的人比才工作三年的人受到更好的解雇保护。一位50岁的单身汉,又在该公司工作了30年会受到更好的保护,但一位才工作了三年的单亲抚养女性却没有这样的待遇,其实她更需要这份工作,相关法律应做出灵活变动。

德国之声:到目前为止,您获得的最大支持又是什么呢?

特雷梅尔:最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获得了联邦议院年轻议员的支持。在这方面我们进行了跨党派的合作,起草了相关的提议,希望子孙后代的权利被写入宪法。在这一点上,我也听到了不少赞誉之声。

德国之声:相关提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特雷梅尔:就一句话:国家在做出决定时应兼顾子孙后代的利益。将这句写入基本法需获得联邦议院和参议院2/3多数的支持。前景如何,我不想断言。

德国之声: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