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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德国记者上海笔记:难缠的电话线

中国既是客户的天堂,也是他们的地狱。只有中国可以将它们合二为一。欲知详情,请阅读以下这名来自德国的中国电信客户给德国之声发的上海随笔。

我一直都在想,还从来没有在哪个国家,可以生活得这么舒服,真太美了!不论大事小事,只要是能想到的,都可以抄起电话,听差召之即来,把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在上海,把要在超市购买的东西对着电话说一遍都行了,一名送货的伙计会将装得满满的购物袋直接送进你的住宅。电话几乎万能,订来鲜榨橘汁或足按摩什么的,都不在话下。

绝对没有问题

到了中国,我才领会了“服务社会”的真实含义,比如电信方面。5年前,我在上海第一次签租房合同时,我向出租者提出装两条电话线的要求。陈先生告诉我,“绝对没问题”。这样的话,后来我常常听到。我原想,等待我的是一大摞申请表格,排不完的长队,我得跑断双腿从一个衙门跑到另一个衙门。不过,完全想错了。

第二天一早8点, 4名面带微笑的工人扣响我的门铃,进门前,不用招呼,一律都先脱鞋。仅这一下,我便由衷生起了对中国电信的热爱。不过,急顾客所急在计划经济的国度里,还是一个崭新的思维,这一点,要到后来才慢慢领教。

两年前,我搬进了新的办公室。电信工人来了,来的很准时,他对我说:“要在这扇墙上打洞”, 我说“可以”。但我们俩谁都没有电钻。他对我说,“街上的民工有时会有电钻”,说完就走了,说待会儿还回来。我跑遍上海半个老城,终于找到了电钻。当我带着电钻回到崭新的办公室时,电信工人说,“钻头太短了,不行。”我这人动手能力很差,也没经验,无可奈何之下,决定我们从两边动手钻洞,希望能在中间会合。

一连数月,我们打电话没问题,我们都很满意。一天,突然有人按响我们办公室的门铃。来人是电信的,进来就说,“据我们发现,你们这里装有多根电话线,你们是一家公司。”“不,不,我们只是记者,我们分用这间办公室”。来人又说,“这儿有办公桌,你们分明是家公司。”他瞧着我们,说要我们补交4万块人民币,“否则,我们就掐断电话线”。

两天后,这人又打来电话,说,也许他可以免去我们的4万罚金,但我们必须接受中国电信的一项上网和收看网上电视的合同。这是对我们的处罚,可是为什么罚我们?我们的办公室里根本没有电视,但,没有办法,当时的情况下,接受新合同算是较为划算的妥协方案了。

摆脱不了的电线

现在,我缩小了办公室,也多出了电话线,但同中国电信的合同却退不掉,它一如既往地牵制着我。我一次次去有关部门说明要解除合同,我排了一个又一个长队,填了一份又一份申请单。多次有关会谈,最后在一片激动的争吵声中结束。我们被告知,至少要等两年时间,才能撤掉多余的电话线,至于我们用不用这根线路,根本不关电信的事。

我开始做恶梦,梦见自己身穿囚服,被关在一处地窖里,捆绑我的是那根摆脱不了的电话线。另一间囚室里的犯人正拿着电钻,我们商量怎样逃离这一牢狱,不幸的是,电钻钻头太短。

没有哪位中国电信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不能将多余的电话线解约。应该说,全中国的情形基本如此。计划经济体系还在运转,什么“替顾客着想”或者崇尚服务的心态常常只浮于表面。我曾听说,过去,人们在民主德国需要花10年时间才能等来一根电话线,在中国,要取消这根线,也要等上长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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