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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德国汉学家顾彬捧鲁迅贬金庸

不久前中国一些媒体报道,新编写的北京高中语文教材用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替代鲁迅的经典作品《阿Q正传》。一时间“阿Q正传被踢出课本”、“金庸挤跑鲁迅”、“鲁迅被轰下神坛”之类的大标题跃然网上。此后教材编委会表示,《雪山飞狐》没有被选进学生课本,新课本中鲁迅的作品数量也没有减少。但是网络上一场“金庸战鲁迅”的讨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德国之声记者采访了负责组织编译出版德文版《鲁迅文集》的汉学家顾彬,谈谈西方汉学家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看法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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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眉冷对千夫指

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按照中国官方的评价被定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西方文学界。60年代德国学生运动时期,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甚至还成为左派青年相互传阅的先锋读物。90年代,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编译出版了一套6卷本的德文版《鲁迅文集》。他翻译的德文版鲁迅书信也有望于今年年底出版发行。他称赞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最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

不懂外语的中国学者看不透鲁迅作品

顾彬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学者看不懂鲁迅作品中深层次的意义。因为他们不懂外语,即便是懂一点英语,但是不会德语和日语。因此他们无法透过德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来阅读鲁迅的作品。他举例说:“鲁迅读过尼采的德文原著,他的作品中有很重的尼采的痕迹。所以有人把鲁迅比喻成‘中国的尼采’。尼采是一个伟大的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思想家。如果只是阅读译本,你根本感觉不到他的危险性。对我来说,鲁迅也是一个非常可怕危险的思想家。那么,看不懂尼采原文的学者又怎么能比较出鲁迅和尼采之间的相似性。”

现代性:两个人过不了一辈子

鲁迅的作品在德国文学界也占据着不可轻视的地位。以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为代表的不少德国作家受到鲁迅作品的启发进行创作。顾彬认为,鲁迅和德国20世纪不少文人一样,都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作家。他解释说:“现代性(Modernity)就是说,真理不再只有一个,而是同时并存许多。每个人都是分裂的。人不可能还会只有一条路,而是有许多路。德国现在有这样一个说法叫‘Lebensabschnittpartner’,意思是,每个人有自己阶段性的生活伴侣。这说明,我们不能再要求一个人一辈子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总是在变,对方也在变。我们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我们失去了固定的基础。鲁迅的作品提出的就是现代性的问题。”

鲁迅 —忧郁的革命者

在顾彬看来,忧郁(Melancholie)和革命是分不开的。“谁搞革命,谁就得在忧郁情绪的影响下对世界对社会进行思考,” 顾彬说,“如果我们回顾革命历史,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最高革命的代表是最发愁的一个人。”他认为,知识分子试图通过革命的手段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些都是精神上的问题。因此,现代性、忧郁和革命是分不开的。

顾彬同时强调,德国知识分子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同其他知识分子群体有所不同。“我们认为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只是灾难,”他说,“20世纪的路无论是哪一条都是错的。鲁迅的小说集《彷徨》中描写了不少参加革命的人物,但是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他们的失败是自然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作家的生活与作品无关

今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的人物传记。作者陈明远以“鲁迅的经济状况”开篇,调查计算鲁迅“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平均每年相当于今17万元人民币、每月9000-20000元人民币的收入”。一改通常人们头脑中生活清贫朴素的鲁迅形象。书中写道,“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充满了讽刺的味道。

顾彬认为应该把作家的作品和作家的生活分清楚。他说:“我们也知道鲁迅嫖过妓。如果我从道德的角度来看,那我就不需要再读鲁迅的作品了。但是,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犯错的是上帝。鲁迅怎么过日子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评价一个作家好坏的标准很简单,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体裁。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oell)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是有代表性的德国人,也是一个道德崇高的人。但是最近报纸报道说,很多德国人竟然都不知道他,德国人把他忘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语言水平太低,他的作品已经没人想看了。”

“金庸战鲁迅”

对于目前中国正在热论的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存废”的问题,顾彬先强调说:“中国的教材选取什么样的作品是中国教育部门的事,和我没关系。”他评价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能代表现代性的作家,金庸只是个传统的作家。“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 顾彬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读者不愿意读鲁迅的作品。因为鲁迅作品中的叙述者是一种不可靠的现代性的叙述者,读者不愿意在阅读的时候需要不停地思考‘叙述者的立场是什么’、‘主人公的立场是什么’、‘我自己的立场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金庸作品中的叙述者什么都告诉读者了,读者也不需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顾彬表示,对德国当代文人来说,金庸的写作方式早就过时了。“100年后我们还会看鲁迅,但是不一定还会看金庸。”

“我恐怕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将来”

在顾彬看来,中国文学能不能继续向前发展同作家会不会说外语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认为,中国作家不懂外语就不能真正了解外国作家究竟在写什么。他指出:“1989年前,中国作家和世界文学发展的步调是一致的,但是这之后他们就退回到传统的写作方法去了。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丢掉了之前在世界文坛获得的地位,这和作家们故意离开现代性这条道路是不无关系的。”

在提到中国文学发展的未来时,顾彬说:“如果中国作家不能重新认识鲁迅,不开始学外语,不开始看原文,我恐怕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将来可言。中国现在没有什么好的小说家,散文家。好的诗人是有的,但是他们存在于中国文学和社会的边缘。”

后记:

顾彬在采访结束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知道,中国的学者可能又要对我表示失望。我觉得这不重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学者的任务就是牺牲他自己。他应该说出别人不想听到的事实。以前我特别喜欢鲁迅,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不能再歌颂他。我开始从他的“罪”去看待他的作品。这就是说,我把我原先对鲁迅的研究完全否定了。中国学者觉得我否认他们的研究工作,其实我更否定自己。这就是一种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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