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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1十议文革

德国汉学家回忆文革中的北大

真正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外国人为数不多,德国汉学家魏格林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她在文革末期曾经在北大读书,经历了文革的尾声和最后终结。

China Demonstration Kulturrevolution Lehrer Studenten

文革资料照片

(德国之声中文网)谈起1975年第一次中国之行的经历,维也纳大学汉学家魏格林教授(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将其比作"登月之旅"。因为这是对一个几乎完全未知世界的探索,当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仍然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而文化大革命也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

在那之前,中国的文革就已经引起了这位年轻德国女性的关注。70年代初,还是中学生的她曾经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刚刚传出消息,尼克松政府和北京的领导层建立了外交联系。有关中国以及所谓"乒乓外交"的报道充斥着美国报纸。对于文革也有不少报道,但是角度极为不同。部分报纸以及学生运动组织将文革称作指引道路的运动;而保守派的报纸则揭露了文革中所出现的骇人听闻的残暴事件。这引起了魏格林的好奇心,她当即决定要学中文,因为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派媒体的报道,所以她要去中国自己亲眼看一看。

文革的尾声

与14名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生一道,魏格林在1975年9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1976年,在通过语言考试之后,魏格林从原先的语言学校转入北京大学就读,因为她希望多与中国人接触。在北大宿舍里,有一位中国女生和她是室友。"按照当时的习惯,外国学生总是要和中国学生一起居住的",她回忆道。

Prof. Dr. Birgit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魏格林教授资料照片

魏格林和同行的德国学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直接面对文化大革命。其实当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在报纸和宣传板报上,仍然随处可见否认文革结束、呼吁发起新的文革的言论。"当时的北京大学政治气氛十分浓重",魏格林回忆道,"我的中国同学们也在不断地写大字报,尽管他们不是自发自愿的。是上面对学生下达的指示,要求所有人都要写这个或者那个题目。"

所谓的开诚布公

最初魏格林感觉,自己和中国教授以及同学之间的交往是坦诚的。但问题逐渐浮现出来。"当我们和老师交谈之后,很快就发现,有些谈话内容是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魏格林讲述道,有些内容其实也并非批评性言论。在学生宿舍里,魏格林还发现自己的中国室友常常在深夜里哭泣。当魏格林问她为什么哭时,这名女生说是学业上遇到了问题。直到后来文革结束之后,魏格林才得知真正的原因:这位同学的母亲饿死了,她在为之伤心的同时还担心自己年幼的弟弟也会饿死。

毛泽东的去世

在文革的多年浩劫中,不断地有新的政治运动掀起,而且这些运动的思想部分是互相矛盾的。然而造成政治混乱的责任既没有记在四人帮的账上,更没有人去责备毛泽东。"当时的中国学生和我们都意识到,中共高层内部存在激烈的斗争,谁也不清楚未来应该往什么方向走",魏格林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成为一个巨大的转折:"在那之前在我看来对毛泽东持批评态度的人,也突然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她回忆道,她和其他的德国留学生还扎了一个花圈,送到学校的悼念堂去。"我们的导师--其实我们对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略有耳闻--想要对我们表示感谢,但却忍不住哭了起来",魏格林表示,她坚信那些都是真诚的眼泪,"这是出于绝望的眼泪,因为对于他来说,从此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这样让人绝对信任的领袖了。"

最后的肖邦

1976年10月21日,四人帮成员被捕。这一天早晨,北大所有的外国留学生都被送上了大巴车,带到了郊外。在京城外的一个人民公社,这些外国学生被要求下车,然后在一片稻田里收割。他们并不知道四人帮被捕的消息。直到晚上,累得精疲力尽的年轻人被送回了北大校园。"当车在我们宿舍楼门前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突然听到肖邦的音乐从扩音喇叭中传来,大家都在街上跳舞",魏格林回忆道,"那天的校园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经历了十年的混乱、暴力之后,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结束了,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于文革究竟是好是坏这个问题,我带着明确的答案回到了家乡",魏格林总结道。"在1976年10月之后,我的朋友、相识还有教授以最为直接了当的方式向我所讲述的一切,包括文革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冲击和斗争,至今都给我对文革的见解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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