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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德国心理医生怎么给移民看病

今天的德国居民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有移民背景,或者是本人,或者是父母至少有一人来自其它国家。但假如这些人的心理有病,德国很少有心理医生、精神病科医生对此有所准备。不久前,大约100名心理学专家汇聚柏林的夏利特医院,探讨如何改变这一情况。下面是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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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外来人

直截了当地说,外来移民的心理健康不是德国的卫生政策所关心的话题。这里所指的外来移民,是出于各种原因远离他乡,从国外来到德国居住的人,其中有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被德国敞开大门召来的外来劳动力,也有政治避难者,还有他们的后代。据统计,这些人占德国人口的20%。外来移民在德国当然也享受卫生系统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但是他们所面临的许多健康问题其实和德国的大多数人并不完全相同,这些不同之处至今在德国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在医疗领域也没有得到考虑。这种状况应当得到改变。

在科隆大学的精神病科教授弗里策(Juergen Fritze)看来,德国需要进行一些基本性的研究工作。他说:“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定义应当进行哪些方面的统计,并广泛收集数据。这些工作德国至今并没有做,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没有考虑外来移民的特殊需求。”

在这方面,国外已经有了一些研究,给不少移民看过病的德国医生也做过一些观察。位于汉堡埃彭多夫区的大学附属医院医生哈森(Christian Haasen)就观察到,来德国的外国人,头一、两年多多少少是感觉幸福的。如果他们心理有病,那也是在六、七年之后才出现的。

哈森介绍说:“移民刚来的时候呢还是处于新鲜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还忙于了解和熟悉新的环境,心中还充满希望,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可以分享这个社会的好处,觉得未来的发展会变得积极向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和现实生活的更多、更深的接触,人们不得不了解到,这个社会也有负的一面,而且也不得不体验到,一个人还是脱不开自己的过去,会开始思乡,这是一个较长的适应阶段,我们称之为涵化过程(Akulturation)。这个过程可以是非常艰难的,可以是让人感觉非常糟糕的阶段。”

涵化这个概念来自社会学,指的是不同文化的群体或者个人因为持久地相互集中的接触,两者间相互适应、借用,结果使一方或者双方原有的文化模式发生了文化变迁或者部分渗透。涵化是不同文化间横向影响的过程。

尽管许多移民显然都要经历这么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承受特别大的压力,但他们的自杀率却明显低于“原汁原味”的德国人。弗里策教授亲自从不同的统计资料中查找出这些数据。但他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德国在这方面缺乏有说服力的研究。就另外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而言,情况也是一样的,人们至今也只是知道一个经验值和一个假设,但是却没有系统性的研究予以证明。经验看来,外来移民特别容易患有压抑症和精神分裂症。

弗里策教授介绍说:“医学界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外来移民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要比非移民高得相当多,大约在三倍左右。对此我们也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因为社会心理方面的紧张感,因为漂流海外、没有根可归的原因。但是这个解释是否站得住脚我们却并没有把握,因为没有科学研究的依据。”

他的同事哈森补充说:“今天,人们对慢性紧张感可以导致压抑症的因果关系已经有了不少认识。我们在移民研究中也利用这些认识。由于移民背景而造成了慢性紧张感,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因为它对心理障碍的生成具有一定的意义。”

心理患病的移民去看医生时说他们头痛、腰酸背疼、浑身疲乏无力,但是却不说复杂的、难以表达清楚的压抑症症状。开个治头疼脑热的药方又快又简单,不费什么事,但是治疗心病的谈话却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哈森介绍说:“其它国家对心理疾病的评价是负面的,因此人们不敢提它。而且这也和教育程度有关。每个社会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更容易患心理疾病。假如有移民背景的人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那么这更多地是和社会地位、社会阶层有关,而不是和文化有关。”

土耳其的一项学术研究表明,许多土耳其人即使已经在德国生活了30多年,也还是相信灵魔的存在,相信有恶鬼,相信有人有恶毒目光,相信恶鬼和恶毒目光都会让人中魔患病,或者导致癫痫发作,是造成驼背、身体畸形的罪魁祸首。而且,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本来就被看作是中了邪的人。这种民间信仰也被带到了德国,因此,有些移民病了不是先去看医生,而是先去看回教教师。这些回教教师不仅在家乡的村里,在德国也被认为是拥有魔力的。

对舒勒-奥查克(Schouler-Ocak)这样的精神病科医生来说,如果一名患者说他也去看回教教师的话,情况就比较棘手。她介绍说:“我尊重患者。听他讲述和回教教师接触的情况,尽量不露出贬低的态度,因为这种做法在他们的背景下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却希望知道,回教教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也希望知道,他对我开的药、对我的病因解释、对我的治疗方法怎么个看法和处理法,实际上是有某种合作,虽然我个人拒绝这么做。我更希望患者能做我认为正确的东西。有的时候,回教教师和我作对,不让患者吃药,或者和患者的谈话内容正好和我的治疗思路背道而驰,这很让人很生气。”

语言问题,外加传统上对疾病的认识不同,要求德国医疗人员拥有很多理解和倾听的愿望,来治疗患有心理疾病的、来自其它文化背景的患者。柏林、汉诺威、埃森等一些城市已经设有考虑文化差异的精神病科医疗站或者民族精神病科门诊,但是在德国的学术领域,目前仅有极少数专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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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 18.0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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