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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德国前外长金克尔回忆周恩来,评价中国的外交政策

德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始于1974年,为了建立德中外交关系,当年的德国内政部长根舍和之后于92年至98年担任德国外长的金克尔可谓功不可没。他们于74年踏上中国国土,与周恩来举行长谈,为两国正式建交扫清了一切障碍。32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当年的德方历史见证人又如何评价中国的崛起和其外交战略?历史的经验赋予德国前外长金克尔怎样的视角?下面是这位德国前外长接受本台中文网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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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克尔担任德国电信公司基金会主席

克劳斯-金克尔生于1936年12月,曾就读于科隆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在1992年出任德国外长之前,他曾担任德国内政部根舍办公室主任。以后,金克尔一度出任自民党主席。2001年,金克尔宣布退出政坛,继续其律师职业,同时从事人道和慈善事业。他从2004年起出任德国电信基金会主席一职。

德国之声:德中建交始于1974年,早在当时担任德国总理的施密特访问中国之前,您就与当年的内政部长根舍一道率先访问了中国,为两国建交扫清了障碍。德方代表当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您能否谈谈当年的具体情形?

金克尔:我参与了德中建交的过程。我们也象美国一样通过乒乓外交的方式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当时在根舍领导的内政部工作,他与当时的外长谢尔一样都是自民党籍政治家。我通过当时在波恩的中方代表建立了最初的联系。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为了感谢根舍和我为德中建交付出的努力,周恩来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我们与周恩来进行了夜间长谈,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准确的时间是凌晨1点到3点之间,周恩来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他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政治家中的一位,他的个人魅力弥漫着整个房间。

德国之声:周恩来曾在德国留学,他是否能用德语与您交谈呢?

金克尔:谈话中我们使用了德语。当然谈话的主要部分由中方口译人员为我们翻成德语,但是有几句话是周恩来用德语讲的,他告诉我们,他曾在德国留学,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柏林的具体住址。

德国之声:您同根舍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4年,对吧?

金克尔:对,当时是1974年,我希望我没有记错。我们在当年11月份的第一个禁车周末飞往中国。我还清楚地记得飞机降落北京机场时的情景。所有的人都身穿蓝色制服。大家都戴着口罩,桌上放着许多毛选。北京之行是一次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

德国之声:德国和中国为什么偏偏在1974年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金克尔: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有一天,谢尔先生找到根舍,根舍与中国乒乓球界保持着联系。谢尔说,基民盟籍的前外交部长施罗德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我们一定要建立德中外交关系,根舍,金克尔,您二位能否借助乒乓外交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当然责无旁贷。中国当年在联邦德国的代表是王殊,他以后也曾担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我于是就找到了王殊。

德国之声:凡是对德中关系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根舍这个名字。尤其是根舍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政策受到中国人的拥护。根舍是您的政治“养父”,您从根舍身上继承了哪些宝贵之处?在您担任外长期间留下了哪些自己的手笔?

金克尔:根舍曾是我的政治“养父”,我接替了他的两个职务,一是外长,二是自民党主席。根舍的最大功绩是为两德统一以及东西阵营冲突的消除做出的贡献。在我当外长的6年半时间里,我在具体落实消除东西两大阵营冲突的计划中制订了自己的工作重点,比如在吸收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事宜上。另外,我在第三世界国家政策上也有自己的侧重点。

德国之声:您是北京天安门事件事发后第一位访问北京的德国外长,当时您曾为您推行的“伸出友谊之手”的外交政策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事过这么多年之后,您如何看待当年的那一幕?

金克尔:第一,在担任德国外长之前,我曾是德国司法部长,第二,正因为如此,我始终关注人权问题。第三,当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血案是一次严重事件,不仅那时应受到国际上的广泛批评,现在依旧如此。第四,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预料到,在我访问中国期间会提及这件事。我当时尝试着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思路和做法,但我当年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是十分必要的,我认为,我的大部分批评意见被中方理解。除了中国的人权问题之外,我推行的的确是“伸出友谊之手”的外交政策。因为我早就意识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在世界版图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深远意义。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史的国家,如今,它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已越来越大。

德国之声: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与这里的主流思想,比如人权,死刑等问题。您的看法呢?

金克尔:我不认为,对于这些问题,施密特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怎样准确地表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我已阅读了不久前出版的施密特的“邻国-中国”一书。当外长时我也曾发表过不少自己的观点。我没有因别人的批评就改变自己的“伸出友谊之手”的政策。出现批评是很正常的事情。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德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必须学会与中国交往。令我难以忘记的是,在我当外长期间,两位中国同事曾一再对我说,德国的事情要好办得多,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儒学影响根深蒂固。中国不能随意照搬国外的人权,劳动保护法等。因为中国面临着解决广大民众温饱住宿等原始需求问题。中国对人权的认识与理解,人权问题的份量等都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人的这些观点也许部分可以令人接受,但我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尊重最基本的人权。杀人,刑讯,侮辱别人等在哪里都是不能允许的。所以,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领导的联邦政府启动了与中国的法治人权对话机制。在我当外长期间也为此做出了努力。我至今都不能忘记的是,有一次,中方推迟了我的访问日期,因为我当时接见了达赖喇嘛,令中国政府颇感不满,但我不能因此就拒绝接见达赖喇嘛。我认为,中国领导人最后还是理解了我的做法。德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因为在德国分裂期间,中国政府也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

德国之声:达赖喇嘛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Klaus Kinkel und Zhu van Elten

采访记者与金克尔在其办公室

金克尔:达赖喇嘛给我的印象很不错。接见他的确是一个政治举动。当时我既是德国外长也是自民党主席。我没有将达赖喇嘛献给我的哈达戴在脖子上曾一度遭到德语媒体的广泛批评。就象我不接受阿拉法特的和平之吻一样,我也不披戴达赖喇嘛的哈达。我为此受到德语媒体的批评,却获得了些许中国政府的表扬。

德国之声: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已成为德语媒体的聚焦内容。中国的崛起对德国来说是挑战还是机遇已成为人们一再讨论的话题,您个人的看法呢?

金克尔:我个人认为,亚洲称雄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不是简单说说而已,事实将是如此。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拥有世界37%的人口,在经济革新方面,中国的仿冒抄袭问题还非常严重,中国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发展。中国是一个饥饿的国家。在高科技领域,中国正在急起直追。中国对教育和科研进行大量投资,中国早晚会在革新领域方面赶上西方工业强国。请您注意一下中国对能源的巨大需求。由于中国的巨大需求导致世界原油市场价格一路上扬。现在欧洲和德国的工资政策已融进了中国的因素。博世公司的部分产品就是在中国生产的,那里的工资成本和附加费用是这里的1/10,这个例子足以显示了某种发展趋势的走向。欧洲、德国必须觉醒,意识到新时代的到来,中国将在其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虽说中国现在已经在这么做了,以后的作用还会更大。

德国之声:作为德国前外长,您如何评价中国的非洲政策,1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峰会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您怎样评价欧盟不久前提交的“中国新战略”?

金克尔:我非常关注1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进展情况。显而易见,中国十分注重与非洲保持密切联系。非洲大陆共有54个国家,存在的问题也非常突出。我认为,中国现在已意识到发现非洲“新大陆”的重要性。至于欧盟制订的中国新战略,我认为,面对在战略上有许多共同利益的中国和印度,欧盟各国必须团结起来,积聚自己的能量,否则就无法长期保持自己的竞争能力。提交中国新战略是势在必行。

德国之声:中国人一再强调的是,中国并不是现在才发现了非洲,中国早就与非洲保持着友好和密切的联系。

金克尔:我认为,在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尽管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以这样的力度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这种关系还是第一次。中国人不必觉得受到了攻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话。

德国之声: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一贯奉行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原则。中国的外交政策被视为非常实用,中国的这种有意低调的处事哲学是因为自己尚不够强大,还是更多地出于战术上的考量,或者是基于某些传统因素呢?

金克尔:我个人希望,中国能够在原则上继续自己的不干预他国内政的外交立场。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中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一向比较谨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往往一开始时持反对立场,但最后的表态总是很策略地接受多数决定。我就有过亲身的经历。中国几乎从没有使用过属于自己的否决权。中国总是在最后时刻潇洒地融入主流队伍。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明智的,它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我还记得李光耀的一句话,他曾说,等到中国人清醒过来,意识自己的巨大潜力,整个世界都将会为之而感到震惊。我认为,李光耀说的不错。

德国之声:您如何预测美中,欧中间的未来变化?

金克尔:我是一个注重现实的人。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思维方式上,我都以事实为依据。现实强迫美国,欧洲包括中国在内必须保持友好关系,否则将是荒唐的,也会因此而制造不必要的麻烦。我认为,中美,中欧关系原则上讲只会更好,不会更坏。

德国之声:但媒体报道给人的印象是,欧中,美中关系等均决定于双边的贸易关系,其它的问题都是次要的。

金克尔:经济决定世界自有它的道理。

德国之声: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对台政策?

金克尔:我可以理解中国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但我也认为,中国对于台湾的态度有时有点歇斯底里。台湾与中国大陆间的彼此挑衅政策令我难以理解。这不是我的方式。如果我是中国大陆领导人的话,那么对于台湾,我会大度和冷静一些。

德国之声:您能够介绍一下自己退出政坛后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吗?

金克尔:我是自愿退出政坛的,这样一来我可以将更多精力集中在经济方面。我同时为德国几家大公司担任律师,其中也包括德国电信公司,并担任德国电信公司基金会主席。该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促进德国自然科学、教育、科研和技术革新,可以说我将这个基金会视如几出,当电信公司找到我的时候,我便欣然允诺,三年来,我与大家一道为建设这个基金会付出了自己一份努力。

德国之声:在比萨国际中学生水平测试中,德国学生的测试结果处于中下游,教育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科研领域似乎也不是捷报频传,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金克尔:教育质量的确不能令德国人感到自豪,但在科研领域,德国一直位居世界前列。比如就科研水平而言,德国目前尚领先于中国,尽管中国为科研的资金投入已大于德国。在教育方面,与17个世界领先工业国家相比,德国位居第11位。这的确非常糟糕。值得庆幸的是,许多中国学生到我们这儿来求学,令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一再强调,希望大家好好看看中国,中国每年都不惜为教育、科研和技术革新领域进行大量投资。

德国之声:除了工作之外,您认为,最理想的一天应该怎样渡过?

金克尔:我一直忙于工作。今年12月我就要渡过我的70岁生日。除了律师职务、电信基金会主席之外,我还担任一些名誉职务,也为帮助残疾儿童,受性虐待儿童干许多事情。工作多,也累,但我感觉很好。当然我现在已不象当外长时,大多由别人决定我90%以上的日程安排。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休息一下的话,那我会努力多跟我的5个孙子孙女们在一起,以此弥补我在自己的三个子女身上错过的一切。

  • 日期 10.12.2006
  • 作者 采访记者: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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