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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中国

德国人在北京的离奇经历

在中国热的大潮中,不少西方的年轻人前往北京找工作。霓虹周刊介绍了几名在北京工作的德国年轻人,其中学建筑工程的大学毕业生霍尔斯特的经历颇具有戏剧性。2001年,当年24岁的霍尔斯特到达北京,美国公司原先答应的职位没有兑现,他面临走投无路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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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是戏

“霍尔斯特没有住宅,也不知道如何找到住宅。当时外国人只能住在划定的地区,没有英文的租房市场。他在城里闯荡时撞上了一个‘签证顾问’、一个靠帮人填写签证申请表赚钱的中国人。德语是霍尔斯特的专长,他们两人很快商定,霍尔斯特为‘顾问’做翻译,‘顾问’给他提供免费住宿。

半年后,霍尔斯特找到一个英语教师的工作,辅导一个中国富人家庭的十五岁儿子学英文。此后几年,他先当建筑工程师,后来在‘德国中心’工作。中国代理商请他参加一些大型活动,订单不断。中国人开会时需要一些西方人装扮成商人、医生或政治家,这样可以使活动具有国际情调。金发的霍尔斯特看上去很严肃,他的任务是坐在台上,一言不发,需要时发一下假的名片。‘国际专家’无须讲话,也没有人期望他们说中文。霍尔斯特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只有一次例外,那次他要签署一份价值5200万美元的贸易合同,签字时下笔下错了地方。不过,大家还是很满意。”

在北京工作的不仅有西方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在北京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其中不乏当年为学习毛泽东革命理论来到中国的西方左派人士。德国人克劳伊特就是其中之一:

“克劳伊特话不多。说起话来慢悠悠,不时停顿,好象这个加速的社会反而使他的动作变得越来越缓慢了。在北京、在中国,一切都不明朗,克劳伊斯学会了克制。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三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北京,经历了文化革命、此后的谨慎开放、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后的孤立和今天朝着世界大国目标的崛起。当年他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来到中国,现在他在看着中国拆除共产主义。

克劳伊特在中国推销德国电影,也自己拍片,搞电视片和电影片的生产,帮助建立联系。他说,‘凭我的声望就可获得报酬’。多年来,他编织了一个包括政治、文化和经济精英在内的精细网络。他认识党的高层干部,其中一些人已有数十年之久。今天这一切对他很有帮助。

那是1974年7月19日,毛泽东还活着,文化革命还没有过去。法院开庭前克劳伊特逃离德国,他面临牢狱之灾。对西德许多左派来说,当年的中国是实现了他们梦想的国家。他们认为自己努力争取的目标,中国人已经达到。克劳伊特的历史是六八年造反青年的历史,也是他们心目中最终失去革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