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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书选读

张戎自序

二○○三年五月为英文纪念版而作,二○○六年八月译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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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作者张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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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于一九九一年首次出版。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它使我成为「作家」。


当作家是我童年的梦,这个梦只是模糊的憧憬,待在潜意识里,没有用语言表达。在我成长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的作家大都遭到政治迫害,书和笔是危险的东西。文革初期,全国到处燃起烧书的火焰,人们家中的书籍大半化为灰烬。身为中共官员的我父亲,在文革中备受折磨,逼着烧掉心爱的藏书。这是他精神崩溃的开端。我在一九六八年十六岁生日那天写在纸上的第一首诗,就是在造反派闯进家里抄家时,撕碎了冲下马桶的。

可是一支无形的笔,仍然不停地在脑子里划来划去。在下乡进厂的日子里,它伴随我在稻田里撒粪,在电杆上接线,默默地刻着长文和短诗。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岁的我来到英国。毛泽东去世两年了,中国开始变化。中共自掌权以来第一次用全国统一考试的办法,选拔留学生。我有幸通过统考,成为四川省九千万人中大概第一个到英国留学的人。

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运气,可以自由地写作了--但就在这时,我失去了写作的兴趣。对我来说,写作不可避免地要回顾往事,要在内心重返中国。而我只想忘掉中国,忘掉那些伤心的日子。我来到的地方好似外星,满目都是崭新奇异的东西。我什么都想看一看,什么都想试一试,只想活在新世界里。

伦敦第一眼吸引我的,是从机场入城后沿街窗台上的盆花与住宅前的花园。记得我到后的第一封家信,几乎都在描述它们。那时中国人的家中没有花草。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发话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房屋里的花消失了,学校草坪上的草也被拔去。拔草时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挣扎着掩饰自己的感情,还不断责备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当时中国的孩子们,都得不停地做这类「思想斗争」。虽然在我离开中国时,种花养草已不再是罪过,但苗圃花市还没有「卷土重来」,一般人的住宅依然灰暗无色,公园也满目疮痍。

到伦敦后,我们住在大使馆指定的住处,第一次获准外出时,我和几个同行者去了著名的海德公园。在一排排栗树的华盖下,在一望无涯的柔软草坪上,我走啊走,怎么也走不够,胸中充满狂喜。我直想张开双臂,扑在草地上,紧紧搂住这块绿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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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留学生在海外受到严格管束,每个星期六有例行的「政治学习」。这类在中国早就让我烦透了的活动,在伦敦更教我忍受不下去。我斗胆向政治辅导员建议,何不把会搬到伦敦植物园去开?年轻的辅导员想来也向往大好景色和清新空气,他居然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同意了。于是,我们这组人身着的清一色「毛制服」,便与五彩缤纷的花朵们相映成趣。

「政治学习」仅是无数捆绑我们的绳索之一。其他的管囚犯似的纪律包括不许一人出门,起码得「二人同行」。事无巨细必须请示汇报,违反纪律会被马上送回国去​​,后果不言自明。这些绳索每时每刻都折磨着我。初到英国时,我总在盘算怎样「破坏纪律」。

在大陆留​​学生中,我也许是第一个涉足酒吧的人。那年头,「酒吧」二字意味着裸女狂舞,灯红酒绿,是使馆明令禁止的去处,也让我好奇心大发。一天,我偷偷跑出去,直奔街对面一间酒吧。推门进去,什么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也没看到,只有几个老人安静地坐在那里。当时心里颇有点失望。

我也可能是大陆留学生中第一个独自出门的。我所在的学院有位职员邀我去格林威治天文台。 「二人同行」的纪律规定,个人受到邀请时必须「带朋友」。我便问他:可不可以带个朋友一块儿去?职员误解了我的意思,正色答道:「我不会做不规矩的事情。」我很不好意思,但又无法向他说明这是我们的纪律。我们得到的指示是,这条纪律不准公开,只能自己找借口。我讨厌编造借口,更想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出去。我于是去请求使馆管教育的官员,说:你看,这位英国朋友认为我怀疑他动机不纯,我要是不去,会影响中、英友好,影响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声誉。如此等等一番漂亮话,官员最后松了口,只叫我不要张扬。

我猜这位官员也不喜欢制造这些纪律的专制制度。一天晚间,住地楼里只有我和他时,他对我讲了点个人的身世。二十年前,他与深爱的女朋友正要结婚,「反右派运动」来了,女友被打成右派。结婚会毁掉他的前程,女友坚持要分手,极度痛苦的他再三考虑后同意了。后来,无论在外交界如何一帆风顺,他忘不了她,原谅不了自己。在讲这段往事时,他几乎是声泪俱下。

这位与我相交甚浅的使馆官员,敢说心里话,并不奇怪。那时的人们背负着毛泽东统治留下的创痛,一发现有个「心有灵犀」的人,会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倾泻。中国在变,人们的恐惧少了——也使这位官员敢于开先例放我一人出门。

格林威治之行今天想起仍记忆犹新。这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旅游: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在子午线上照相,一只脚踏在东半球,一只踏在西半球。但从头到尾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紧得头晕。我的眼角不断四下扫射,看有没有华人,一旦发现便迅速从他们衣着上判断是否来自大陆,如果判断是,我就赶紧把脸别过去,躲开他们。当时大陆来英国的人寥寥无几,可我偏偏觉得这个人也是,那个人也像,心不时提到嗓子眼儿,一边勉强对主人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怕有人看见我,告发我,那样一来我就完了,使馆好心的官员也要跟着倒楣。坐在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地中间野餐,吃着异国情调十足的奶酪三明治,是我最害怕的时刻:我钉在那里,无处可藏。

可我还是继续干官方禁止的事。这并非出于天生喜好冒险刺激,而是实在忍耐不住。大祸没有临头:一九七八年底,中共正式实行改革开放,捆绑我们的绳索越来越松。逐渐,我就大胆地「自由行动」了,一个人到处去,结识三教九流的人。我自称来自南韩。这不仅因为我的行动带点偷偷摸摸的性质,而且我不想显得太新奇。那时中国大陆多年与世隔绝,西方人好容易见到个「火星人」准抓住问个不休,都是我不愿谈的事。我想融入伦敦,过一过伦敦平常人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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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人中混,我的强烈印象是在英国人人平等,没有阶级之分。在西方,英国以阶级的存在著称,后来我谈起这一最初印象,总令听众捧腹。西方人有所不知的是,我是在跟毛的中国比。那里每人都有一个固定的阶级出身,对一生起着关键性作用。必填的各种表格上,在「出生年月」、「性别」之后,就是「家庭出身」一栏了。它决定你能上什么学校,能做什么工作,能过什么样的日子。我本人有幸出身「革命干部」,属于特权阶层。我亲眼看到,「出身不好」的人们,一辈子被打入另册。由于出身如此重要,我们这代人初次见面习惯问对方出身是什么,父母是干什么的。而在伦敦,我周围的人们对他人的背景好像都毫不在意。

以后在英国住长了,我明白出身在这里也不是微不足道。可是新来乍到的我,感悟到了英国的特点。英国尽管有阶级,但不管哪个阶级的人都享有尊严,下层的人不会受歧视虐待,老百姓不会有冤无处申。法律给所有人以同样的保护,公平、正义是英国社会最引以自傲的基本理念。在这一理念下,社会日趋平等。这是中国人在毛时代——乃至今天——无法享受的。

我就是这样既带感情,又理智清醒地爱上了英国。第一年在拼命开眼界的旋风中度过。从毛的惨淡世界中走出来,对最不起眼的东西也感到离奇。头一回进电影院,暗暗灯影下深红的座椅帷幕,雕琢镀金的装饰,让我觉得好像进了「阿拉丁魔窟」,到处是宝藏与神秘。事无巨细,我都爱刨根问底,有的问题教朋友忍俊不禁地瞪大眼睛。在询问与体验中我学习英国,学习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和他们的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我秘密地交上了外国男朋友。这在当时是最严格的禁区。在中国时我曾听到警告:谁有外国男朋友,谁就会被用麻药麻醉后装在麻袋里,运回中国去。我对此深信不疑。一走到离大使馆不远的街道,我的两腿就发软,要是坐在汽车里,头就缩到车窗下不见了。我想出个法子:化妆,用浓浓的猩红紫黑的唇膏,大绿大金的眼帘膏,让自己面目全非,大使馆的人认不出来。我使用化妆品,就是这样开的头。现在想来,大使馆并没有对我们实行那样彻底的监视,但是来自毛的中国,恐惧是我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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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古城约克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那里有著名的大教堂、老城墙(据说有点像中国的长城)和「红白玫瑰战争」遗迹。约克大学在我来英国第二年提出给我奖学金,让我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外国大学发奖学金都得通过中国政府,个人无权领取。幸亏有了改革开放,再加使馆那位好心官员相助,我又一次破了规矩,个人接受了奖学金。三年后的一九八二年,我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在英国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人。

说来惭愧,在约克学到的语言学理论我差不多快忘光了。但我将永远记住我的导师乐培基(Bob Le Page)教授。他是英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典型「绅士」,富于公正意识,信奉个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他轻松的幽默感和不形于色的力量感,就像英国本身一样,一点点抚平我长年形成的紧张焦虑,与时时袭来的无由恐慌,随时提醒着我,在这块讲求正义的国土上,不用害怕。

一天在导师面前,我无拘无束地报告博士论文大纲。我谈到对各种语言学理论的见解,说我同意这种见解,不同意那种,等等。他静静地听我说完,然后说:「好,把博士论文交给我吧。」我迷惑地说:「您知道我还没动笔呀!」他说:「可你的结论都有了。」

这一句短短的话,解开了极权制度系在我思路上的一个死结。我从前受的教育不是先搜集事实,再研究,再做结论,而是先有决定(党的决议等​​等),再来照章思想。不合意的事实被通通掩去,要么篡改,要么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那天见完导师后,我沿着校园湖畔的长廊走回寝室,久久地回味他的话。我的寝室在湖的一角,窗户下是众多水禽的家。它们每天清晨以歌声唤醒我,此时正在天空翱翔,似乎代我抒发瞬间开窍的欢乐。这是我真正地解放思想,开始具备不带偏见的思维方式的一刻。

就是在约克的某个晚上,我萌发了写书的念头。一位刚访华归来的教授放幻灯片演讲旅程,请我去参加。幻灯片上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在显然冰冻三尺的教室听课,没有暖气,窗上的玻璃七零八碎。教授说他问学校校长:「孩子们难道不冷吗?」回答是:「他们不感觉冷。」

讲座后有个招待会,我正好站在一位女士身旁。可能是为了找个话题说说话,她对我说:「你一定觉得这里热得要命。」这句绝无恶意的话猛然让我心里翻腾,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我匆匆离开房间。这句话刺伤了我,因为它让我联想起西方不少人怎样看待中国人。从前人们说中国人命贱。新的观察家们呢,访问文革中的中国后,纷纷赞赏中国人真是了不起,欢迎「批评与自我批评」,欣然在严酷的体力劳动中接受改造,对成年累月的夫妻两地分居无所谓,对挨打挨斗也毫无怨言。对西方人,这一切都不堪忍受。中国人和他们就是不一样。

对这些观察已憋了许久的愤怒,此时化做到英国后的第一场泪水。我想起中国,想起我的家,我的朋友,我认识的男女老幼。我想告诉世界我们的真情实况。写书的冲动涌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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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书写不出来。心理上无形的障碍,阻止我把回忆的大门敞开。文革中母亲挨斗游街、跪玻璃渣,父亲被迫害致死,姥姥也悲惨地故去。这一切都不堪回首。笔下几行缺乏细节的字,我自己也觉得肤浅​​苍白。

一九八八年,母亲来伦敦看我。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我想让她玩得痛快。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她兴致并不高,倒像有心事。一天,她干脆谢绝去逛商店,说有话要对我说。

那天她坐在饭桌旁,深黑的桌面上一把早春的黄水仙在怒放。手捧沏着茉莉花茶的杯子,母亲生平第一次告诉我她和姥姥的身世。我姥姥十五岁时嫁给一个军阀做妾,也是在这个年龄,母亲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战争与革命、外国入侵和极权专制下,她们的生活动荡坎坷,充满悲欢离合。母亲特别想讲给我听的,是和父亲的爱情生活。出门旅游,她走一路,讲一路,从苏格兰小岛,到瑞士的大山,在飞机上,汽车里,游艇中。我出去工作时(我当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她待在家里对著录音机讲。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到她数月后离开英国时,她留下六十个小时的录音带。

我看得出母亲多么急切地想要女儿了解她。我也感到,她希望我写作。就好像她知道我从小怀着个不言的梦,在鼓励我去实现它。她没有对我提要求——我母亲从来不提要求。她用她的故事为我创造条件,教我面对过去。虽然她大半生在磨难中度过,母亲没有渲染凄惨,她的坚强与智慧让她的故事最终使人振奋。
母亲就这样促我拿起了笔,写下了《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我姥姥、母亲和我在二十世纪经历的风风雨雨。写这本书花了不到两年。其中虽有痛苦和不眠之夜,但心理障碍已被母亲扫去,我能一鼓作气,一气呵成。

我之所以能够从容地回视噩梦,还在于我那时找到了爱情,内心充实安宁。我的白马王子叫乔哈利戴(Jon Halliday)。他是完美的骑士,只是不戴盔甲。他似乎不需要盔甲,凭着藏在书生气质下的坚毅能力,就能所向披靡。有他在身旁,我实在是很幸运。

《鸿》能飞起来,没有乔不行。 《鸿》是用英文写的,而我在二十一岁时才开始学英文,学习环境是完全封闭的文革,教师大部分没见过外国人。到英国前,跟我交谈过的外国人仅限于海港湛江的几批海员,我和同学们曾被送去那里两星期练习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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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国时,我虽然能看不少书--最早看的书之一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看时惊叹书里描述的简直就是毛的中国──但是很多常识我都不懂。比如我在大学学的英文问候语是:「Where are you going?」,「Have you eaten?」。这是中国人见面互相问「上哪儿去?」、「吃饭了吗?」的英文直译。刚到英国时这样跟人打招呼,朋友们都觉得有趣之极。

用英文写作,优美地写作,靠的是乔的帮助。他本人是历史学家,写过不少书。写《鸿》时,他提的问题,总令我深思;他提的建议,我一一采纳。他是我英文写作的老师。

就这样,两个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母亲和丈夫,成了《鸿》的两根支柱。在书快要出版、我正担心读者反映时,母亲的信来了。信上说不管人们爱不爱看这本书,我都千万不要在意,写书让我更了解她了,她心满意足。这是典型的我的母亲:她并非真不在意,只是不要给孩子施加压力。我为母亲的苦心深深感动。
在母亲的呵护下,我把《鸿》放了出去,不去担忧它的遭遇。当然,我也不是没有信心。乔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我信赖他的判断力。

结果,《鸿》真的成功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世界各地写来激情洋溢的信,不少人还到成都去​​看望母亲,从衣冠楚楚的外交官,到肩背背包的留学生,从生意人到旅游者。爱尔兰、英国、荷兰、匈牙利、泰国、巴西……她受邀造访了一连串国家。在日本,樱花树下身着和服的妇女向她鞠躬致意;一间餐厅里的侍者用银盘托来一方精致的手绢,是邻座进餐的夫妇请她签名。飞机场上不乏仰慕者替她拿行李。我母亲不仅得到了女儿更深切的爱,还得到了全球千百万人的理解和尊敬。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鸿》在中国大陆是禁书。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但它反映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写历史得按官方定下的调子。 《鸿》没有,也不可能,按这个调子跳舞。尤其是,《鸿》记载了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而今天,毛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的遗体仍然停放在天安门广场中心,中共现领导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毛的神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鸿》自然不能在大陆出版。媒体受命封锁《鸿》的消息,也不足为奇。若干年中曾不断有大陆记者采访我,说他们有办法发表,但最后谁也没办法,文章都被编辑「枪毙」掉。当然,严禁也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好几个人告诉我,这是他们设法找书来看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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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了很多,但自由的程度远不如共产党掌权之前。在一九九四年对《鸿》的禁令发下以前,大陆的「友谊出版公司」曾准备出版大陆中文版。 「友谊」要求作一些删节,主要是提到毛泽东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毕竟很少,而且在我的坚持下,凡删掉的地方,书中一一注明「此处删去xx行」,我同意了。这种做法,在中共上台以前,出版界常用,可是现今的政府不允许。后来大陆出了盗版,但盗版也做了删节。

据我所知,大陆有一个没有删节的繁体字盗版,可能盗的是台湾或香港版。在香港,大陆被禁的书能够出版,一些幸运的《鸿》由此得以飞入大陆。我自己带过书回去,但邮寄的中文版从来不曾寄到。

海外电影界对把《鸿》搬上银幕做了一次次努力,一位我敬重的大陆导演有心执导。但是当局的答覆是:不准拍,就是在海外摄制,在海外放映,也不行。
尽管当局竭力钳制,《鸿》在大陆仍有些名气。脑瓜灵活的人有乘机捞点外快的。在我长大的成都市,二○○○年五月六日的报纸报道:一位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略懂德、日、法语的男士,经常出入外国游客居住、游览之地,与「老外」攀谈,自称与《鸿》的作者是要好朋友,然后带「老外」去吃饭,由餐馆敲「老外」的竹杠,他从中渔利。

《鸿》带给我的也有欣慰。我和乔有次在北京一家小餐馆吃饭,饭后乔正要付帐,店主告诉乔:帐已被一位年轻的本地顾客付了,那人说,他从「你夫人的书」里,了解了他的祖国的昨天。

通过写《鸿》,中国重新回到我的心中。我不再想忘掉那生我的国土,时间长了不回去,会心神不宁。这块土地,那样古老,又那样年轻,那样伤痕累累,而又那样毫不颓唐。但中国不是让我放松的家。在那里,我避免不了万千思绪,心情老在兴奋激动与气愤绝望两个极端中牵扯波荡,旅行后,总是精疲力尽地回到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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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鸿》之后回中国,为的也是搜集资料,和乔一道写一部毛泽东传记。毛泽东主宰了我早年的生活,使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饱受难以想像的苦难。他应与希特勒、史达林相提并论,然而,那两位欧洲暴君早就是公众谴责的对象,毛死去近三十年,却还保持着「伟大领袖」的光环。真实的毛依然云遮雾障,世人知之甚少。拨开环绕他的重重迷雾,是我和乔的心愿。

可以想像,我们的研究在大陆遇上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但障碍不是不可逾越,大多数反倒增添乐趣,弄得我们像一对「侦探」。有一年毛身边的一些人受到警告,叫他们不要与我们合作。但这警告似乎没有像对出版社、媒体的禁令那么严峻,所以,尽管有人谢绝采访,多数人还是开了口。长年郁积,人们有满肚子的话要讲。中国人也有为历史留下见证的传统责任感。 「警告」本身不无小补,它等于宣告:这部传记一不循官方口径,二将是本重要著作。归根结柢,《鸿》帮了大忙。许多受访人是在看过,或者听说过《鸿》之后接受采访的。他们明白这是本实事求是的书,相信毛传也会忠于事实。

《鸿》还是通向国际政要与尘封档案的钥匙,握着它,我和乔走遍世界搜寻资料。我们采访了数百位同毛泽东有关的人士,查阅了各国档案史料。通晓多种语言的乔,在俄罗斯档案馆内,在如山旧纸中挖掘出大量宝贝。我们具备的优越条件,使我们感到义不容辞,必须把毛泽东的真相揭示出来。在过去十年中,我们投入了能投入的每一分钟,竭尽了能竭尽的每一滴心血。十年的工作,是十年辛苦--也是十年莫大的乐趣。

除了奔波,我们就是在伦敦家中写作。坐在书桌前,我能听见乔在楼下的书房门偶尔打开,大概是他去厨房泡茶。听到这声音,一阵快意总涌上心头:午餐时间快到了吧?那是他和我交换新发现的时候。书桌右前方,宽大的落地玻璃窗外,隔街是一株高高的梧桐树,茂盛的枝叶间透着窗外天。天空最美是半雨半晴时分,带水的阳光无比柔和。树下有柱黑漆街灯,在表现伦敦的电影外景中常能见到。街的终点,伦敦特有的双层红色巴士,一摇一摆地驶过。行人在伞下走着。这是伦敦最平常的景象,可是我百看不厌--正如我永远不会厌倦桌前一坐一天的作家生活。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快乐。

张戎 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