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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弗洛伊德在中国(下)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弗洛伊德的哲学理念为中国许多人文学者认知自我、洞察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精神分析法作为一种治疗心灵伤痛的医术,真正传入中国还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对君王父母俯首听命了几千年的中国人能有找回自我的勇气?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是否需要弗洛伊德的精神慰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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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弗洛伊德展

(接上期)

弗氏归来

结合“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历史背景,忍饥挨饿的劳苦大众也许更需要一把打破枷锁的斧头,而不是解剖心灵的手术刀。如果生活只是生死线上的苦苦挣扎,含恨隐忍已经形成心理惯性,人们不会再有审视精神世界的闲情。由此一来,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主导性世界观。而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更是遭到全面清理,与之血肉相联的精神分析法自然也不例外。

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再次归来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喘过气来,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梦想破灭,惊魂未甫。青年人则象自生自灭的野草一般度过了无人问津的童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腾飞基本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然而,人是一种坐在沙发里陷入苦恼的高级动物,生性悲天悯人、以“你倦了,累了,请闭上你的双眼……”这句名言享誉欧洲的弗洛伊德医生特别容易赢得亿万中国人的好感。

找回自己

虽然弗洛伊德热一度在中华大地上升温,但精神分析法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法,真正传入中国还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自中德首期心理治疗讲习班成功举办之后,中国才终于拥有了第一批立足于本土的精神分析师。

但是,弗洛伊德的“沙发”能否被强行搬进中国人的客厅?对君王父母俯首听命了几千年的中国人能有重新找回“自我”的勇气?常年参与中德心理教学及科研项目、法兰克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研究所的精神分析师托马斯•普兰克斯(Tomas Plaenkers)博士在谈到中国人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时说:“同欧美人相比,中国人更加注重家庭观念,孝敬父母及长辈。我还惊讶地发现,中国小孩不是只在父母身边长大,而是更多地与祖父母在一起,这导致孩子往往成为祖母与母亲之间的矛盾焦点,而不是象在欧洲那样,形成父亲、母亲和子女之间的三角关系。”

当今中国的独生子女往往生活在祖父母的过分溺爱、父母的巨大压力之下。他们努力成为祖母的乖孙、父母的希望、老师的宠儿、社会的精英、祖国的未来……,他们可能成为任何一种人——单单不是他们自己。

正视危机

Die Couch von 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的沙发

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心理疾患越来越成为人类最严重的痼疾,人们在掏空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同时也在掏空他们的身心。北京心理危机与干预中心2005年底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自杀已经成为中国15至34岁人口第一位的死因,心理危机已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精神分析师普兰克斯博士认为,女性是易患抑郁症,从而产生心理危机和自杀冲动的主要人群。“一方面是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中国依然根深蒂固,另外妇女往往扮演职业女性和为人之母的双重角色,负担过重。还有一点是,中国人的婚姻经常受到父母的干涉,这使得夫妻关系缺乏爱情基础,为日后的家庭不幸埋下了伏笔。”

据估计,中国12亿人口中抑郁症患者人数超过2600万,但是其中只有不到10%的人得到治疗。比较精神疾病给各国经济造成的负担,美国负担最重,中国其次,英国第三。

中国的许多现代化都市正在重蹈美国式发展模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际纽带遭到破坏,强烈的失落感侵袭了很多孤独的心。普兰克斯博士说:“中国人对精神分析疗法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他们希望倾诉内心的苦闷,无需吃药就能得到治疗。我深信,精神分析学在中国一定会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完)

(亚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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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 06.05.2006
  • 作者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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