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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好的文学作品不应存在理解上的困难

极具活力的中国著名作家莫言3月26日晚在柏林世界文化中心举行朗诵会,这也是中德文化交流项目“中国—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文学系列赏析活动的开篇首场。德国之声记者现场采访了刚于年初推出第十部长篇新作《生死疲劳》的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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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莫言

德国之声:
莫言先生,请简单介绍一下,您都有哪些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德语地区,它们的发行情况如何?

莫言:
我从八十年代起就有作品在德语地区发行,现在有三部长篇,一部就是《红高粱家族》,这个德国观众或者读者比较熟悉,曾经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另外还有《天堂蒜薹之歌》,是描写中国北方农村一群农民和官府作对的状况的。还有一部叫《酒国》,是对中国的官场腐败和社会生活的比较真实的描写,其它还有一些短的作品。发行情况我不太清楚。

德国之声:
您是以创作乡土文学而著称的,作品有很浓郁的中国特色,欧洲读者能领会故事的内涵和风格吗?

莫言:
我想真正的好的文学作品不应该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因为真正的好的小说应该描写的是人,人的感情,人的内心世界。我想在这一点上,不管是欧洲的人,美洲的人,还是亚洲的人,他们的基本感情方式、基本思想应该是能够互相理解和沟通的。这也是文学作品能够被翻译来翻译去的重要的基础。

德国之声:
这两天我们座谈会的主题是“文化记忆”,一些艺术家及学者提到,记忆有时是虚假的,带有一定的想象的成分。您能否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谈一谈您对于记忆的理解和感受?

莫言:
我认为这个会议的主题非常地好。在开幕式的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也重点来讲这个问题。我想任何艺术创作,不管是小说、诗歌、音乐、美术,包括摄影,都是一种记忆的复现,或者在记忆当中创作,在创作当中回忆。我想尤其对写小说来讲,你描写的基本上都是你留存在记忆里的历史,历史景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我的小说,比如《红高粱家族》,我是作为5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个现代人,但是我描写的这段生活是上个世纪30年代,甚至更加久远的。我写这种我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就是一种祖先的记忆,我是从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的口里面听他们讲述想当初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然后他们的记忆通过他们的口述变成了我的记忆,在我回忆的过程当中把它写出来。经过了几代人的口口相传,我心目中的30年代我爷爷我奶奶年轻时候的生活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呢?这个就很值得怀疑。而且我在写作《红高粱》这本书的时候也认识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传奇化的过程。每一个人在讲述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都要添油加醋,添花加叶,结果我们过了几十年后再来写这段历史,应该和当时的真实生活差距比较大,但是这对艺术创作没有关系。我想一位历史学家,他如果要写一部历史著作,一个最高的追求和标准应该是完美地再现历史事实。但是对于一位文学家,一个写小说的,写诗歌的,他笔下的历史未必是虚。因为历史对我来讲无非是一个环境而已,我的最终目的还是要通过我的作品来塑造人物,刻画人物,表现人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他的心灵的变化。小说家笔下的记忆未必是真的,假的也是可以的。

德国之声:
中国的经济腾飞也带动了中国艺术领域的对外开放,以及国际间的相互交流,那么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是否也受到了外来的冲击或者影响?

莫言:
外国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从80年代开始,我们这一批作家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有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去,包括君特•格拉斯先生的《铁皮鼓》,伦茨先生的《德语课》等等。这些作品都对中国的作家、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西方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去,才使中国的作家改变了那种习惯性的文学思维,才有了当代的中国文学。

德国之声:
你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从80年代至今已经推出了10部长篇小说,30多部中短篇作品,您主要是从哪里汲取养料,来激发自己持续高涨的创作热情?

莫言:
我想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他的创作资源应该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自己没有成为作家之前,他的那一部分生活。比如说,我是在25岁开始发表作品的,那么在我25岁之前的这一段生活,并不是在为文学作准备,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一个作家。我觉得这一段生活是我创作的最宝贵的资源。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成了作家以后,我要不断地通过记忆来写作,不断地要从我的回忆当中去寻找写作的素材,但是这一块很快就会枯竭。一个人二十来年的记忆毕竟是有限的,一部一部的作品很快就会把它写完,那么这就需要作家不断地从当代的现实生活中去汲取营养。

德国之声:
现在的艺术作品也有商品化的趋势,形成了一个日益成熟的市场和产业,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但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市场定价或者畅销程度往往并不相符,您怎么看待这种矛盾?

莫言: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文学现状是一种比较好的状态,当然也有很多人不同意,很多人批评当前的商业化写作。我认为文学应该是多层次的,因为读者是多样的。现在已经不是巴尔扎克或者托尔斯泰那个时代了,也不是歌德那个时代,现在社会生活越来越多样化,人的精神需求也是越来越多样化,读者的群体分得越来越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需要多种多样的作家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文学商品化看起来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它实际上是非常正常的。中国从90年代才开始商品化,这是前所未有的,人们认为商品化会影响文学的品质,可我想西方已经商品化几百年了,不是依然有很好的作品在产生吗?而且我觉得所谓的纯粹的文学,好的文学,实际上也不可能有很多,每个时代有那么十部二十部就可以了。因此我觉得商品化不是一个坏的现象。

德国之声:
现在写作也慢慢趋于个人化了,比如大量的文学博客、网络作家的出现,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莫言:
这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我从80年代开始写作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就是应该从个人出发,就是首先写他个人熟悉的生活,写他个人内心深处最痛苦的、最欢乐的、最深切的感受。当然假如他的感受和大多数人的感受是一致的,那么他从个人出发的写作也就具有了广泛的性质。另外一点就是,一个作家只有从个人出发,他的作品才会有鲜明的个人的风格,而一个作家只有具备了鲜明的个人的风格,他的作品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大家都写得一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一直反对这种集体化的写作,一直强调个性化的写作。

德国之声:
您对于今后的文学创作的方向有什么想法?

莫言:
我有很多的想法。一个作家关于文学的想法实际上是体现在一部又一部的作品里面。我现在确实感觉到还有几本书可以写,我还感觉到我即将要写的这几部书应该是跟我已经写出来的几本大不一样。

德国之声:
如何不一样?

莫言:
首先在故事上。我现在要讲的故事和我已经讲过的故事不一样。第二个就是,我讲述故事的方法和我已经用过的方法不一样。我觉得这种探索是有价值的。

德国之声:
您不再讲乡村故事,改讲城市故事?

莫言:
人们对我的乡村作家的这种划分,其实我一直也是不同意的。因为我的小说,比如说翻译成德文的《酒国》,就是一个写城市的,写官僚的,写官员的故事,反腐败小说——用中国的话来讲。它根本和农村没有多少关系。那么我即将要写的小说里面,有涉及到城市,也有涉及到乡村的,也有涉及到战争和历史的。

德国之声:
好,谢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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