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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奥运福娃惹争议,陆川谈藏羚羊

藏羚羊被成为北京奥运吉祥物五只福娃之一,引起海外藏人团体批评,认为正是汉人导致了藏羚羊濒于灭绝。近来连获金马金鸡大奖的电影“可可西里”导演陆川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讲述了他在大量直接的经验和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藏羚羊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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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娃五兄弟

“怎么一胎五个?”这种疑问大概是多数电视观众在北京奥运吉祥物诞生后的第一反应。上周五(11月11日),摘掉头饰便活脱五胞胎兄弟的“福娃”组合降临了,亿万中国人带着一种初为人(父)母的惶惑、“只求红叶却获枫林”的惊喜,端详着这些拟人卡通形象。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新事物的诞生总是伴随着褒贬不一的争议。单从外表来看,审美情趣的差异首先就会影响个人对于“福娃”的评判。超女张靓颍一声娇赞:“非常有创意哦!”引来了不少附和,不过以先天性生理缺陷为由,恶损“福娃”为“阿丑”的冷言冷语也大有黑云压顶之势。另有爱操心的网友暗暗在为“超生”负荷担忧——就连成龙大哥蒲扇般的两掌也最多擒拿4个,倒教上台领奖的运动员怎么把“贝、晶、欢、迎、妮”一手掌握呢?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生意人透过一胞五胎的福娃看到了商机:“五款吉祥物凑成一组,一卖就是五份,有点像麦当劳成套推出Hello Kitty,不错不错!”环保人士惊呼:“选出五怪胎,是空气污染、基因变异的现实反映吧!”被有毒食品吓细了胆子的消费者则联想起早前安徽阜阳无良商人生产劣质奶粉,导致全国出现的水肿大头婴。

更有敏感的评论家从象征藏羚羊的 “迎迎”身上嗅出了政治的味道。据法新社报道,海外藏人团体指责北京“纳藏羚羊为己有”,呼吁国际奥委会阻止中国滥用奥运吉祥物对统治西藏进行合法性宣传。国际声援西藏组织的负责人约翰·阿克里(John Ackerly)甚至出语惊人:“藏羚羊成为濒危动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汉人进驻西藏。”早在上一世纪五十年代,野生在青海高原的藏羚羊数量还有上百万只,目前却仅存不到10万只。

藏羚羊“申吉” 引发生存关注

为了考证这种说法,德国之声记者特意采访了本月相继摘取金马、金鸡最佳影片奖,声蜚海外的中国新锐导演陆川。因为藏羚羊作为一种远离都市和人群、仅见于自然保护区的珍稀动物,能够深入汉民族人心、“申吉”支持率高居榜首是和电影《可可西里》一年多来的热播分不开的。而陆川为了真实再现人与羊、偷猎分子与巡山队队员之间的残酷追捕和生死较量,在当地开展了大量的统计和调研工作,并且深入所有的监狱与在押盗猎分子进行对话,一手采集的丰富资料使得他本人已经成为藏羚羊濒危问题的专家。

陆川为藏羚羊“申吉”成功感到非常骄傲,并对海外援藏组织的指责感到不解。他说:“早在1949年以前,就有汉人在西藏生活,而藏羚羊数量锐减是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可可西里近十年来之所以枪声不断、杀戮不止,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个“利”字。因为这种被称为高原精灵的温顺动物是带着“软黄金”在奔跑,它腹部皮毛中的羊绒异常精细柔软,若被织成“沙图什” 披肩,可以换来上万美元的收入。而欧美贵妇人衣柜里若多添这样一件华美服饰,便意味着3到5只藏羚羊要躺倒在血泊里。

看来,什么时候世界顶级富豪们放弃华服,什么时候藏羚羊就能免死于猎人的枪下。在电影《可可西里》中,陆川放弃了对盗猎分子的道德说教——他们只是一些破衣烂衫的思想简单的人。陆川说:“如果在一个风雪之夜,一个快要冻死的人站在一棵树的旁边,那么就算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后一棵树,也会把它砍倒作柴烧。”

无谓的意义

现在,“迎迎”作为福娃一员被推介到世人面前,与国宝级大熊猫“晶晶”竞相媲美,唤起全球人类的动物保护意识,这对于生活在青海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藏羚羊种群,以及巡山队队员们来说无疑是条好消息。但是真正威胁珍贵动物资源、乃至整个可可西里生态环境的却并不是枪弹,不是某一个人群或者民族,而是全球气候变暖。据悉,近10年来,可可西里出现了雪线上升、草地退化、湖泊干旱等生态恶化现象。这将使生物群落和西藏牧民陷入绝境。

解决这种生存课题并不是“迎迎”的使命,不是北京奥运会的使命。也许,吉祥物本身并不包含太多的含义。所谓的解释或寓意都是人强加上去的,有时甚至变成攻击他人的工具。无论福娃设计者究竟有何用意,用“和平、友爱”的眼光看待这些偶像以及周围的人或事物——这才是真正的奥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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