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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从安东尼奥尼到章子怡-中国三大禁区的历史变迁

安东尼奥尼和章子怡本来是不搭界的,他们也确实是不搭界的。那么为什么要把他们扯到一起呢?是什么把他们扯到一起的呢?其实不是他们俩本身的什么化学成份,而是针对他们的化学成份把他们俩粘在了一起。中国文化面对三大禁区,这已有了几十年历史,但是变化很大。德国之声记者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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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怡和日本男人

中国三大禁区以及其一:“ 反动”

中国文化领域的禁令也许是世界上最多的。电影,小说,传记,报导,杂志,报纸,网站,搜索概念,什么东西都可以纳入禁的范围。然而从内容上看,所禁则不外乎三大类:“反动的”,“黄色的”,“反华的”。可谓中国文化的三大禁区。

当然这三个概念上面用的都是很久以前的说法,早已不准确了。所谓“反动”,今天和三十年前已全不是一回事了,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不算什么了,中国本身也是资本主义了。封建主义?那算什么,从还珠格格到康熙微服私访什么的,哪个不在歌颂之列?什么在今天是“反动”的呢?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扯淡!外资今天在中国出口中占了一半以上的份额。当年毛泽东说的“三座大山”全部都不“反动”了,连战也跟胡锦涛握手,国民党平反成为“大哥”了。

“反动”这个定义似乎很难找,也似乎没人去下。凡是中共党中央反对的就是反动的?不准确。从新闻报导的角度看,揭露中国的一些黑暗面,未必被禁,只是要有一定的度:比如环境污染问题,矿难的事,腐败的事,中国媒体也报导,也挖掘。这些方面,要说禁,往往是地方上要禁,以堵家丑外扬的口子。当然这些东西是有一定度的,这种度,或者说上限,很难掌握,也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那么?什么在今天是中国必禁的“反动”呢?具体的看,有法轮功,有六四,有海外民运,有多党制问题,近年来又多了一个“维权”。这些东西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是:会给或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带来不安定。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反动”标准是社会安定因素,是一种对江山的担忧,而绝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你死我活。

第二大禁区:“ 黄色”

再看看“黄色”。今天一般也不这么称呼了,而说成“色情”。

有人说,毛泽东最大的功绩是消灭了娼妓。且不说毛泽东的私人舞会,或者张玉凤什么的,也不去说江青关起门来看电影,但社会上确实做到了“青一色”。文化大革命当中,舞台上的男女之间只有敌我,连爱情都不太允许,更别说色情了。以致文革中地下流行的并不黄的“第二次握手”,或者翻译的“红与黑”之类的,在文革后空前绝后地畅销。

今天的中国有两样东西一直是禁止的,但也一直是禁而不止的,一是赌博,二是色情业。从社会上看,不仅卖淫禁不住,二奶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从文艺上看,色情文艺全面在地下繁荣。中国城市里恐怕很少有没看过色情录像或DVD的人。

但是在官方的层面上,色情文艺则始终是禁止的。而且,现在的中国在这方面比80年代又退步了不少。在视觉产品上,关键在于“露”与不“露”,而且明确是女性的“露”,只允许隐隐约约,点到为止。帕梅拉.安德森为少穿毛皮产品做的广告海报也一度被禁,原因就是这位女星露得太多了一点。

在文字产品上,就很难掌握了。为什么上海宝贝被禁,木子美被禁,而丰乳肥臀和王小波之流就可以“逍遥法外”?其实很多近年来的好作品都有些地方很赤裸裸,很“刺激”的,就连高行健得诺贝尔奖的“灵山”也有很直接的色情描述,但这些作品也就“玄”了一阵子,顶多出一身冷汗,最终没有被禁。原因不详。也许是文字产品的检查员们毕竟比较有文化,知道通常文学(有人说“纯文学”,不准确)中的色情情节和情色文学中的色情情节的区别?但如何划分这两种文学呢?姑且存疑。

对同性恋,中国的社会态度也有一定改变。三十年前,男性同性恋(那时俗称“鸡奸”)者被破获了至少是要进劳教营的。现在,社会上同性恋,甚至变性也时有所闻,或许不至于被判刑了,可却也是任谁也不敢公开的“丑事”。在文艺作品方面,除了一个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真正与大众见面的几乎没有。从李安的“断背山”之被禁,可以看出仍然坚决排斥的官方态度。

“黄色”在中国始终还是禁区,但跟三十年前对比,还是有不小的变化的,至少从全面的禁变成了有所禁;同时也从全面禁得了变成了全面禁不了。

第三大禁区:“ 反华”

这才说到了安东尼奥尼和章子怡了。当然,“反华”这个概念也相对陈旧了。

1972年,江青把意大利著名的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请来,意在让他拍摄一个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中国。结果这个安东尼奥尼,给他安排好的地方他虽然也拍,比如北京郊区堆满那个时代罕见的活鱼的菜市场,他只是敷衍地拍了,却对途经的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市场大拍特拍;模范的山村他也是敷衍地拍了,但却天马行空地走到山更深处的一个贫穷村庄去浪费镜头。中国人随地小便的现象,他居然拍了两次,还有上海很多破烂的房子。于是,江青们认为,阳光灿烂的中国进入电影的一多半是阳光后的“阴影”,“黑暗面”,拍摄“中国”的安东尼奥尼成了中国人的公敌。安东尼奥尼自己还莫名其妙:“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见德国之声相关报导)。

章子怡又干什么了呢?她和巩俐在“艺伎回忆录”里出演日本人,是被日本男人和美国男人欺负的女人。于是,中国愤青们不干了。连德国明镜周刊也摘译了一些中国愤青的言论:“章子怡怎么能允许一个日本人爬在她的身上呢?”“章子怡和巩俐是中国人的耻辱。”有的愤青甚至在网上发出了章子怡追杀令。结果,为了避免中国再次出现反日浪潮,中国广电总局发出了不让“艺伎回忆录”进入中国的禁令,正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录音翻译的章子怡们不得不终止工作。

安东尼奥尼和章子怡完全不同,相同的是什么?是针对他们的那种民族主义。这东西以前叫与“反华”斗争,现在并无准确名称。但这两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安东尼奥尼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是自上而下的,而章子怡时代的民族主义是以自下而上为主的。

批判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江青们要求全国人民批判的,因为安氏污辱了社会主义中国,污辱了中国人民。其实,那时的中国人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极少,完全是根据官方的批判来再批判的。

章子怡的时代则正值愤青高峰期。愤青们在去年四、五月份发动了浩大的反日活动,结果上面怕乱了套,严厉地制止了。不久前,去年发起大签名的人甚至还被判了刑。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底下的人要发泄民族主义,而上面怕乱,因而把章子怡们夹得扁扁的。

民族主义在中国当然是始终存在的,在文革中达到一个高峰,那是宣传的高峰,宣传中国是世界上最红的地盘,是东方的红太阳,比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都强得多。上面这样认为,全国的人当然也就应该这样认为。

90年代末,21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再次达到高峰,这次不是中国自己捧出来的,而是全世界舆论捧出来的。中国的愤青也是一种自豪的、甚至过度自豪的愤青:舍我其谁?日本人他们要反,俄罗斯人他们要反,朝鲜人他们要反,就连韩国人自己改个首都的名字,他们也要反,而且不罢不休的。于是,自然而然的:怎么可以让日本人骑在中国女人的身上?无法无天了不是?

张艺谋说:“我觉得这电影只是一部艺术作品,大家也不必要把它上升到民族和主权的角度去看。”大陆文化评论家朱大可说:“艺伎是日本文化的象征,中国人演活了日本人的角色,中国的爱国愤青应该支持她。”香港亚洲周刊提出个问题:如果说章子怡与日本演员有亲密镜头便“有辱国体”,为何“无极”里日本演员真田广之与港星张柏芝的床戏就没有嘘声?这些愤青的盲目乱愤由此可见一斑。

社会安定是今日三大禁区之本

中国的上述三大禁区在今天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禁与不禁,关键在于是否不利于社会安定。

第二大禁区“黄色”其实跟社会安定的关系似乎不那么大。这是个观念问题。德国是允许妓院存在的,允许的理由之一就是允许了才更利于社会安定与治安。而中国政府显然不是这样看的,在他们眼里,嫖和赌是万恶之源,也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因素。而“黄色”的文艺作品不仅刺激社会道德向不好的方向转变,而且道德的变坏会使社会更不安定。

第一大禁区“反动”和第三大禁区“反华”,社会安定的决定作用就更明显了。最近,冰点杂志的被禁,可能跟这两者都有点关系。袁伟时教授关于圆明园可以避免被烧的文章是直接原因,这篇文章不仅“上面”认为有严重问题,许多愤青也持同样看法。给德国之声的来函中,就有读者说了,凭这篇文章,冰点就该封。还有冰点以前刊登的文章,说台湾人其实大半不希望统一,又让上面不高兴了。这些东西,都是既“反华”又“反动”的。台湾问题也牵涉到民族主义:一个大中国的愿望。

从冰点的遭遇看,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其实是上下融汇贯通的。只不过在有些方面,“上面”要多一些“理智”。去年的反日浪潮,“上面”一开始实际上是鼓励的,至少是默许的,但后来还是安定高于民族主义。

这三大禁区,还将在中国长期存在。它在不同程度上局限着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的局限意义还很大。就“艺伎”问题,中国“电影”杂志社社长兼剧作家赵葆华说:“要把这种仇恨记忆与艺术创作区分开来。”这样的话还是值得中国上上下下思考的。

(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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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期 07.0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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