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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分析

从天安门到莱比锡

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25年前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泽林认为,前东德的和平革命和北京的那场事件不无关系。

(德国之声中文网)1989年" 六四"事件刚刚过去一个月,民主德国的一名高官便到访北京。他的名字就叫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当时他是 东德统一社会党(SED)的领导干部和该党权力中心--东德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他此行肩负着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两项任务。他要向中国政府转达昂纳克对"成功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祝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强硬派对强硬派的兄弟般问候。

此外,沙博夫斯基还要弄清楚"天安门广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并不是说东柏林中央政治局不相信北京采取了强硬手段,而是它不相信西方的媒体。在前东德的领导人看来,西方媒体只是宣传机器。因此,沙博夫斯基应该在北京收集自己的印象。作为一位水电工的儿子,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沙博夫斯基在统一社会党内青云直上,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前来寻找第一手资料的人。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也悄悄地派遣了一名使者: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然而,他的使命有所不同。他的任务是向北京承诺,美国虽然对外要表示愤慨和震惊,但是私下里则希望尽快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美国要传达这一信息的道理很简单:七十年代初,毛泽东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曾结盟反对苏联。华盛顿希望继续这一联盟,特别是在五月中旬,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chael Gorbatschow)曾前往北京,成为自1959年中苏决裂后访问北京的的第一位苏联国家元首。虽然戈尔巴乔夫的访问过程不尽人意,但是美国人还是想避免风险。

戈尔巴乔夫:中国领导人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由于示威活动,戈尔巴乔夫只能从后门进入人民大会堂。他不但没有支持邓小平,中国领导人反而成为戈尔巴乔夫批评的对象。在结束他的访问之际,他以一副西方深谙世故的姿态对俄罗斯塔斯通讯社说,中国领导人已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令邓小平颜面扫地。这无疑也是促使邓下决心以军事手段结束示威活动的原因之一。

昂纳克多年来一直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令昂纳克看起来像一个不知改进的顽固分子。现在他希望通过派遣沙博夫斯基访问北京来强调自己的立场。沙博夫斯基与新任命的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举行了会晤。这位前上海党委书记取代了支持大学生的赵紫阳。

承认弱点

江泽民对其德国同仁说,虽然军方在天安门广场和平清场,但是附近的街道陷入失控状态。示威者和士兵发生冲突时,造成 400人死亡。沙博夫斯基感到惊讶的是,江其实承认发生了流血事件是因为领导层显然已对局势失去了控制。沙博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江泽民)那次承认领导的弱点令其大为吃惊。 "

沙博夫斯基也观察到,国际社会的指责令那些与他会晤的中国政治家们如坐针毡。因为在此之前的十年中,他们一直被作为模范的改革者受到赞扬。沙博夫斯基回忆说,自己人民血流成河一事对江泽民的震撼如此之大,以致于沙博夫斯基决定不再向他转达昂纳克对"成功镇压反革命运动 "的祝贺。因为当时江泽民并未称呼示威者为反革命势力,而只称其为迷失的大学生。通过江的叙述,这位来自东德的访问者既不能证实西方谣传的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也没有听到预期的北京表态:在重新恢复秩序的过程中,"不幸"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伤亡

莱比锡不采用"北京的解决方案"

GMF Foto Frank Sieren

江的语调对两德统一进程所产生的作用不可被低估。因为仅仅五个月后,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也面临着是否使用坦克镇压莱比锡示威的问题。沙博夫斯基回忆说,当时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埃贡·克伦茨( Egon Krenz)一致认为, "必须汲取北京事件的教训,绝不能对示威民众使用军事镇压手段。 "

一年后,中国领导层底气不足的语气也得到第三方的证实。1990年,当时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北京与邓小平会晤,成为1989年后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德国政治家。邓也提及困惑的大学生,他试图将事件归咎于党内的不团结。邓小平没有给施密特留下他会重蹈覆辙的印象。他最关心的是如何使中国重新回到对国际开放的道路上。确实: 1989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时的失足。

现实和公平的看待六四是可能的

为什么这一历史章节如此重要?因为它展示了一张有关1989年6月的更贴近现实的画面。如果西方单方面夸大事实描述该事件,无助于任何人。这和中国政府对1989年的事件保持沉默一样的可耻。因为两者都旨在阻止人们达成共识,例如当一个党自己不愿就六四事件发言时,同时又监禁那些想发声的人,这是错误且目光短浅的行为,这一点应该成为普遍共识。而只有当国家安全部门不用再强调他们必须阻止自己的人民因为听信西方夸大事实而可能发动暴乱的时候,才能达成上述的共识。

在西方,我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发展了一种法制和公正理念,这一理念则建立在举证义务的基础上,并用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即使我们有时感到愤怒,也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其中不是要夸大或描清某个事件,而是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为和如今仍在犯错的人。因为只有维持公正才能让自身的价值站住脚。

弗朗克·泽林(Frank Sieren)是德国之声的中国特约记者,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0年。

编译:李京慧

责编: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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