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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从出租司机罢工透视中国新闻自由新起色

因对燃油价格上涨、“份子钱”过高、出租车准入机制不合理等问题不满,11月在重庆、湖北、三亚、甘肃、陕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出租司机罢工停运事件。上周四,广州又出现了由乘客打砸出租车引发的300名出组司机上街游行的升级事件。上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开始放宽对信息公开的新闻管制。但新的新闻公开政策是否也存在着危机?德国之声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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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被关注的出租车司机

德国之声:您是否也注意到中国官方媒体对“负面新闻”报道时开始转变态度呢?

展江:当然,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在推动新闻信息公开的一个进步。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媒体很少报道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在今年5月1日中国政府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之后,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这些负面问题不是由官方媒体首先发布,而是由网络或是西方媒体占有主动,那结果只会更糟。

这种转变是否也意味着,中国政府意识到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迫于网民及国际媒体的压力“负面消息”正处于一种不报不行的境地呢?

是有这样的因素。有人认为,“有些消息政府自己不报道,西方媒体就会报道。”显然这样的做法是被动的。如果西方媒体不报,来自中国内部网民的压力,消息也还是封锁不住。所以在5月1日以后,政府内部达成的协议是类似的信息应该公开,而且要做到尽可能的公开。

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已经意识到推行中国新闻透明度的必要性。因为中国已经开放三十年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事件都是正常现象。新闻不开放的结果将导致信息只能在民间流传,而产生出来的社会矛盾也不一定能得到解决。相反开放了之后,老百姓至少觉得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起码能比较正面地看待发生的社会矛盾。

目前来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执行上是否遇到困难呢?

现在的问题是,国务院推行的政策到了地方上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都知道有些地方官员工作中会出现问题,引起民众不满,他们很担心不光彩的消息被传出去。例如:前阵子一个辽宁的县委书记被免职后,地方上又重新为他安排了另一个单位的领导工作。这件事一出很多网民和群众都提出抗议,结果是政府不得不向公众承诺这位“有问题”的县委书记的新工作只是暂时而已。所以这也算是新闻公开后,民众参与政府对话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看到类似出租司机罢工等社会问题近期被频繁曝光,有人担心这样做不仅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反而会给中国社会安全带来更多不安全隐患呢?

实际上,中国现在还没有达到什么事情都公开的程度。但按照西方媒体的新闻标准,中国还是有很大变化的。我要说,西方社会要允许中国有进步的空间和时间。新闻公开政策出现转折之后,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做到,信息的公开是让媒体参与到事件的报道中去,而不是说由地方官员统一口径之后公开消息。

采访人物:

展江,现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新闻与传播学教授,法学博士。经常对中国新闻改革进程发表看法,他在文章中强调,“媒体应该是社会公器,一味排斥负面东西,媒体就是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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