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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中国农民的道路会越走越宽

经过来自世界各国从事文学创作者的推荐和来自十多个国家评委的认真评选,中国作家陈桂棣和吴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获得本年度尤利西斯报告文学一等奖,第一次把中国的三农问题带入全世界读者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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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的评委之一、苏格兰女作家希尔顿女士用动情的口吻宣布了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最终结果,《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和吴春桃夫妇在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走上领奖台。颁奖大厅内沸腾起来,无数的照相机,摄影机把镜头对准这对穿着朴素的夫妇。两人接过有德国著名雕塑家马特纳雕刻的尤利西斯奖杯,奖杯是一座形似稿纸的雕塑,上面用英文刻下了陈桂棣和吴春桃的名字。

吴春桃首先致答谢词,“首先我代表我的先生陈桂棣和中国九亿农民,感谢莱特先生、爱万提斯基金会和歌德学院能够举办这样的评奖活动。感谢各位评委对我们这本书的肯定;也感谢广大读者对我们这本书的厚爱,下面由我先生介绍我们写这本书的创作过程。”

陈桂棣接下去:“今天很激动。很多朋友问我们,你们写这本书怕不怕,我们说我们背后站着九亿农民,我们怕谁呢?我们夫妻俩人领奖,我们背后是九亿农民。我们中国的农民有九亿,占了世界的40%,我们是农民的孩子,我们有义务去反映他们的声音。我们夫妻两个来到德国,站在领奖台上,就足以说明,我们中国在进步。说明我们中国的民主和人权在进步。这个在从前是根本做不到的。借用这个机会,我和我的爱人向中国的九亿农民祝福,希望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

陈桂棣说,能够来到德国领奖,的确出乎他们的意料。他说,在离开中国海关之前,还是不能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出国。

“这也是本来没有想到的事,我们的很多朋友,按照过去的惯例,说你要过关之后打电话给我们,他们担心我们不可能出来。但是我们的感触就是,我们跨出国门之后,同时我们国家跨了一步。虽然这一步跨出国门了,但是我觉得祖国变得更近了。”

《中国农民调查》于2003年1月出版,2月有令不再印刷,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该书就卖出了15万册。当时中央下达的指示是:“不宣传,不转载,不批评”。这个被陈桂棣认为带有温情色彩的“不批评”也被很多盗版出版商敏锐的嗅觉捕捉到,由此盗版书铺天盖地。据估计,在市场上一共有700万册盗版书被卖掉。

陈桂棣倒也坦然,“我们作为作家,他正版也好,盗版也好,有数百万的读者读我们的作品,我们就感到欣慰了。能够评价这本书的,我觉得只有历史,只有人民。”

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

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全称是“国际文坛-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它是由使用多种语言发行的国际文学季刊《国际文坛》主办,由爱万提斯基金会和歌德学院共同协办。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今年是第二次颁奖。去年的首次奖项的一等奖授给了俄罗斯女作家坡莉科夫斯卡娅,以表彰其对车臣战争的卓越描写。中国作家江浩以他的报告文学《盗猎揭秘》获得了三等奖。

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的评委会由联合国五种官方语言的专家组成,同时其他语种的专家则轮流担任评委。本年度的轮职评委就分别来自乌克兰,葡萄牙,日本,印度,约旦等6国。入选作品由评委和全世界的作家推荐。中国的著名哲学家赵鑫珊教授担任汉语评委。

赵鑫珊说:“他们作为九亿农民的代言人,这很重要,他们的声音,代表了九亿农民的声音。代表正义,打抱不平。我也很矛盾,我知道推荐禁书是要冒风险的,我想,我在农村也待过六年,我放过羊,我了解他们,我也应该为农业说点话。他们既然敢写,我也敢冒这个风险。”


能到柏林来,我们的官司可能打赢

10月3日,获奖作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中国的两位作家成了提问的焦点。很多人关心陈吴夫妇被控告侵害名誉案的进展。陈桂棣回答道:

“我们对这场官司本来比较悲观,因为现在中国在走向法治,走向而不是进入法治,现在人的因素还很重要。特别是引起官司的安徽省阜阳市,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开始我们的律师都不太乐观,觉得可能会败诉。公开开庭之后,因为我们的证人出来了,我们的证物证言出来了。由于摆出了事实,我们从北京请来的律师发挥了作用,国际媒体也发挥了作用。这次到柏林来,我们有一种预感,我们能到柏林来,这场官司可能打赢。”

文学的力量

《中国农民调查》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鲁迅先生讲过一句话,他说‘文学是没有力量的’,当然,文学和我们的专政机器,和我们的军队无法比,但是从我们发表的这些微不足道的文学作品来看,他还是起到了作用的。当《中国农民调查》写了之后,怎么看这本书,我认为并不重要。我们这本书所反映出来的事实,能够被这么多的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接受,我们的目的在读者当中已经达到。他们认识到三农问题的严峻性,他们正在想方设法改变对农民的看法,去善待农民和民工,我认为我们应该感到欣慰,” 陈桂棣说。

1993年,陈桂棣在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调查之后,将一个屈死狱中企业家的事件,写成了报告文学。文章发表之后,产生了令他们自己都吃惊的后果。那篇报道导致发生事故的城市主要领导人下台。

《中国农民调查》的得奖,给了陈桂棣这样一个启示,“我们只讲热爱这个国家,这是一个底线,我们可以把我们见到的,需要克服的困难,以及生活中暴露出来的弊病,很坦率的拿手术刀进行解剖,我们的党和政府是欢迎的。这也就是我和我的爱人,拿出更大的热情,探讨中国九亿农民生存状况的原因,人们要问,农民为什么不能跟城市的居民同等待遇。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家应该完成这件事,但是我们当仁不让。也就是,我们回顾走过来的这条路,我们的路越走越宽。”

接下来的路将越走越宽。接下来,陈桂棣开始调查淮河的污染问题。“写《淮河的警告》,写四个省,为什么共同的一个母亲河污染到那种程度,我们下了决心,现在我回忆起来都被当时的那个劲头感动。象个疯子一样去调查,整个的视野、角度、胸怀和思考的东西绝对不是一般的作家所应该思考的。”

(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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