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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看中国

中国公民社会的幼苗

今年六月,湖北秭归农民付先财因维护三峡移民权益并接受德国第一电视台采访被不明身份歹徒打成重伤。德国公众获悉后,广泛关注并资助他的治疗。最近,时代周报驻北京记者前往宜昌第一人民医院看望了这位被打成瘫痪的硬汉子。在介绍了付先财的近况后,作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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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州“暴乱”

“在中国,付先财并非孤立一人。中国资本主义不断快速发展,新的社会运动随之产生,付先财是这一运动的典型。这一运动具有地方特征,针对腐败的共产党干部和工厂老板,领头人是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去年公安部统计的八万七千次抗争活动都是这些组织所为,这些活动都遭到禁止,媒体也不能做有关报道。

这些抗争人士并不以乌克兰的橙色革命、绿色和平组织或波兰的瓦文萨为榜样。现在,中国又产生了早期毛泽东主义,它建立在朴素的主张平等的基础之上,要求公正。面对无所不在的腐败,抗争领头人认为现在缺少的正是廉洁执政。他们奋起抗争时并没有明确的民主和法制观念。这些西方思想可能在大都市的政府顾问、律师、教授和环保组织中产生共鸣,但在下面省里的农民和工人那里很少有回响。像付先财这样农民的反抗只有与北京、上海的党内和大学精英联合起来才有前途,但这也是党的镇压机器竭尽全力要防止的事,所以它主要攻击下面省里毫无抵抗能力的抗争人士。”

同时,城市中维权组织像民主的幼苗刚刚出土,共产党虽然不愿看到这些幼苗长大,但只要它不提出政治要求,仍然可以存在。明镜周刊记者在中国访问了几位维权人士后写道:

“过去几年,中国许多地区产生了无数非政府组织。退休人员、教师、工程师、甚至警察都投身环保、要求司法公正、改善劳动条件,其中有所谓的‘赤脚律师’。北京的高智晟就是这样,无论农民受到不公正待遇还是出租汽车司机工资过低,他总是亲临现场。还有盲人民权人士陈光诚,他抗议山东省强迫妇女堕胎。

他们从共产党专政中打开了一条通道,他们是中国这个庞然大国中公民社会的幼苗。这个国家正在目标明确地向世界大国崛起,但对民主则尽可能越少越好。

不过大步向前跃进的北京领导人现在认识到,可以利用这些组织缓和社会紧张局势,同时它也是国内气氛的感应器。对其它一些活动,他们就感到不舒服了:在他们看来,工人的自由组织会威胁稳定。艾滋病救助人员也使共产党恼火,因为他们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党本想回避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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