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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东德外国合同工的历史

由于需要劳动力,前东德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接收外籍工人,一开始是接受来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波兰和匈牙利的劳动力,从1974年开始也接纳来自欧洲以外国家,比如越南,莫桑比克,安哥拉,或者古巴的外籍劳工。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在东德生活着约9万名所谓外国合同工。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终结,这些人失去了工作,住房和安全。但他们中许多人至今仍留在了那里。柏林的一个展览会首次以丰富的内容展示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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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两名越南籍的外籍工人

3万辆汽车,6万台洗衣机,500万双鞋。据1989年的一项东德统计,从70年代来就在东德生活的外国工人表现得非常勤奋。他们在工厂里,在屠宰场和化工厂工作,他们修建住房和公路,当权者之所以招募他们来,因为在当时的德国东部从60年代开始缺乏劳动力。其中一个原因是,二战后,几十万工人出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原因由东部迁往西部。另一个原因是,东德老掉牙的机器和落后的生产方式要求有许多工人来操作。由于东德不愿承认缺乏工人,公开场合中很少提到外国合同工。

当外国工人来到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城区时,甚至连那里的东德公民都没有得到消息。住在柏林东部马灿区的塔玛拉.亨策尔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外国工人在80年代忽然出现在那里成了她的邻居的情景:“我自己完全没有准备。当时我到商场里去,只看到商场里黑压压一片,全是黑头发。我想:大概这是个代表团。没有一个人得到消息,谁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到这里来,他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

柏林这个展览以丰富的资料让人们看到合同工们当时在德国东部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文献展的举办者是柏林Reistrommel协会,这是个以柏林越南人的融合为宗旨的组织,为那些越南人提供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咨询。小说,信件,档案材料和照片显示,这些合同工是在什么条件下在那时的东德生活3到5年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跟德国人的生活水平比,应该说他们的生活状况是糟糕的。

比如他们挣到的钱就比他们的德国同事少。80年代后期在外国合同工居住的一幢楼里做照料工作的塔玛拉·亨策尔回忆那时合同工的居住条件:"一套住宅里住9个人,每间房间3个人,有个过道式厨房,3个灶头,老坏。有一个浴缸。所有东西都用手洗,在房间里晾干。而这是在三班倒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安静地休息。没有可以一个人待的地方,没有私人空间。"

亨策尔女士觉得,同样糟糕的是,这些合同工受到德国当局的监督。她自己是照料者,也得到监督这些外国人的任务:"我觉得从早到晚地监督这些人是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监护方法,看他们是否有病假条,她们是否怀孕了,是否把什么来访者藏起来了,他们给谁写信。如果信件来自资本主义的西方,我必须记录下收信人和寄信人。这已经让我反感了。"

尽管条件这么糟,对合同工们来说,在德国工作仍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件事。尽管他们要把一部分工资上交给他们的政府,剩下的钱已足以用来维持他们在本国的家庭生活。唯一困难的一点是,在东德赚的钱跟其它货币相比价值很低。因此,外国人必须把他们的钱投资到商品里去。然而,据1987年来到柏林的吴庭松(音)回忆,这是很难的:"没有可买的商品,于是我们买轻骑,或者自行车,或者白糖。那时越南什么都没有。1976年时,用一辆自行车在河内可以换一片地产。今天用一块地产的钱可以买两辆或者三辆汽车。那时我们把自行车寄回越南,父母把它卖了,用换来的钱来生活。"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生活在德国的合同工们经历了一段不知所从的时间。他们的祖国与之签署了相关合同的国家,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复存在。外国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住房和安全。是这个原因促使塔玛拉·亨策尔和其他维权者开始为合同工声张权利。首先,他们探索着,柏林墙倒塌后外国人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我们那时带着我们拥有的有关信息前往罗斯托克和苏尔这些东部城市,向这些人传递信息,提供咨询。而他们从四面八方前来了解信息。一开始的时候涉及的是货币联盟,就是怎么换他们手上的钱。接下来涉及的是,怎么让他们的居留符合联邦德国的外国人法。他们获得承认的权利是否又被取消了,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

亨策尔估计,那时有近10万个合同工生活在东德,其中约6万来自越南。其中大多数人在后面几年里拿了一笔补偿金离开了德国,但有约1万5000名越南人留了下来。在外国人法多次修改之后,他们终于在1997年获得了在德国长期居留的权利。这一政治斗争在这个展览会上也以电影和小说的形式得到扣人心弦的描述与介绍。

作者:Silke Ballweg/平心 责编:叶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