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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

专访:香港年轻组织涌现,我不悲观

被称为香港“占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近日在德国科隆获颁格奥尔格·弗里茨牧师纪念奖,成为首位荣获该奖的华人。 朱耀明在本台专访中谈及其对香港当前局势和未来的看法。

德国科隆新教教区于1981年设立格奥尔格·弗里茨牧师纪念奖,以表彰那些帮助独裁和暴力受害者的个人及团体。获奖者被授予1万欧元奖金。在领奖时,朱耀明发表题为《敲钟者言》的演讲,提及香港民主发展、六四事件、占中运动,以及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失踪案。朱耀明随后接受了德国之声的专访。

德国之声:您是首位荣获德国科隆福音派教区颁发的格奥尔格·弗里茨牧师(Pfarrer-Georg-Fritze)纪念奖的华人,有何感受?


朱耀明: 得到这个奖,我第一感觉是很荣幸。这个奖应该属于过去三十年来那些所有争取民主运动的人。第二,在香港开展争取民主的运动能够得到外国教会的认同,我觉得这很重要。第三,在当前的气氛下,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奖颁献给所有香港人。我将来也会把得到的奖金捐出去,发展民主运动。这个奖尤其属于年轻人,他们在催泪弹下,在可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没有退后或恐惧。但是,我很荣幸能够代表雨伞运动获颁这个奖。另外,我在89六四后也帮助过一些逃到香港的学生,评委告诉我说他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德国之声: 20151月,您和戴耀廷、陈健民接受"预约拘捕"后获释,从那时到现在,你们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段时间您都做了些什么?


朱耀明: 我们在被捕后,还不知道政府何时会起诉,所以我们现在分头做不同的工作。2014年12月3日,我们在自首的当天就已经承诺,将会在不同的岗位组织民主运动,包括走在前线支持和帮助他们。所以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有很多年轻人的组织出现,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所以整个占中运动的本身是希望能起到让公民觉醒的作用。运动中,重要的不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做什么,而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冲破无助和无奈的状态,那我们香港就有希望了。十年或二十年后,现在的中学生、大学生将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未来的香港是他们的。如果他们起来了,不管是参政、选举,他们都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个人而言,经历了这一系列活动后,身体欠佳,这段时间也多次接受治疗。

德国之声: 正如您所提到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的组织出现。但是像主张港独的 "香港民族党"和以民主自决为纲领的新政党"香港众志",他们的诉求已高于你们当初要求的真普选。您如何看待这些新的诉求?


朱耀明: 我们之前就想要告诉政府,如果政府不实施政改,那必然会出现两种现象:即本土会起来和勇武会起来。他们起来的原因是:82年中英谈判决定六百万香港人前途的时候,香港人没有话语权,那是很痛苦的事情。2014年8月31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有权为香港甄选特首候选人), 香港人又没有办法影响未来的政治, 感觉三十年争取民主运动的努力都白费了,而且也看不到未来的前途会是怎样,他们因此别无其他选择,才会出现本土组织,要求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采取压制的态度,而是要给予香港人要求的民主。不要让类似越境抓人(指香港书商)这种事发生。否则香港人真的别无选择。

Preisträger der Georg-Fritze Gedächtnisgabe 2016 Rev Chu Yiu-Ming wird in Köln geehrt

德国科隆新教教区负责人Rolf Domning (中)为朱耀明颁发证书



德国之声:这么听来,您现在对本土和勇武是抱持包容和理解的态度?类似认为万不得已时也可以使用暴力手段反抗北京的"本土民主前线"


朱耀明:理解是有的。但是我们的态度还是不一样。我们仍然希望不暴力抗争。放眼整个世界,成功的改革都是和平、非暴力的。而且你要拿什么进行暴力抗争呢?你用什么武器跟政府、警察和军队抗争?但是,爱是有作用的。我举个例子,菲律宾马科斯当政的年代,一群修女们下跪在军队的武器前,护持住身后示威的平民,军队就无法下手。爱的力量就在这里:爱在暴力面前是可以感动那些拥有武器的人,让他们放下武器。因为警察和军队不是政府,他们不是做决定的人,如果我们有能力感动他们,他们不行动,那政府不就倒台了吗?所以我们占中运动强调爱与和平,就是要用这种感动的力量,感动那些害怕的人,感动那些有武器的人。另外,从我自己的宗教背景来看,我相信耶稣,也是因为他的爱。总之,我们不是针对谁,只有当权者的政策不对我们才会反对。但我们不会仇恨。


德国之声:感觉您对香港未来的态度还是乐观的,但这些新成立的团体,他们之间似乎也多多少少有些矛盾?


朱耀明:我们看到年轻人走出来,我是乐观的。我自己72岁了,还有多少年呢?现在的官员也都六、七十岁了。未来是下一代的。我希望他们对未来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过去也是这样争取的。他们之间有不合的地方,没有关系,因为任何公民社会的发展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每个团体本身目前关注的重点不一样,但是如果他们能找到共同的议题,他们就能联合起来。他们才刚刚起步,不能在开端就判断他们未来会怎样。如果发展民主是他们共同的议题,那么他们可能会慢慢走到一起。还有,一些团体有历史的背景,相互之间过去也有合作过。比如 ("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是之前学民思潮的召集人,因此整个公民社会中我们不会限制团体的数量,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当他们朝一个方向发展,那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所以我并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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