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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专访:西方与中国之间应当多倾听、少指责

施寒微是德国知名的汉学家,现任德国汉学协会主席。今年8月底,他与其他近20位作家、翻译家一道,获得由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专门向外国人士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德国之声日前就此与施寒微教授进行了专访。

Wolfenbüttel - Direktor der Herzog August Bibliothek Helwig Schmidt-Glintzer

德国汉学协会主席施寒微教授

德国之声:施寒微教授,首先祝贺您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施寒微(Prof. Dr. Helwig Schmidt-Glintzer):非常感谢!

德国之声:您获奖后有着怎样的感受?

施寒微:我很高兴能够获奖,当然我也知道肯定会有人问,到底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中国官方颁发的奖项?不过我倒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奖。

德国之声:您能具体点说么?为什么很乐意?

施寒微:我研究中国已经有55年了,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而且我不仅仅关注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同样关注当代的中国。我当然知道中国很复杂,也知道中国非常大。所以,当我为欧洲担忧的时候,我会把目光投向中国,看看那里的发展。而当我担忧中国的时候,我则会看看欧洲。(中国)就是我的桥梁,这就是我的研究内容。我一直在努力增进人们对中国发展进程的理解。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中国是您的桥梁:当中国出现问题的时候,您就参考一下欧洲;为欧洲担心的时候,您就看看中国。而您自己现在也被中国赞扬为文化的桥梁。您觉得,您过去几十年的作品中,也哪部您自己觉得特别满意、特别能够起到"文化桥梁"的作用?

施寒微:我想应该是《中国古今文学通史》,这是我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这部书中,我试图呈现了过去3000年间,中国知识精英的思想变迁。这本书一直涵盖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文学史。这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历史,而现在,这部历史还在延续,中国人在文学和思想层面依然活跃而具有创造性。另一本则是我1997年写的《中国通史: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写这本书的背景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后,不少人都在问中国是否会崩溃。毕竟中国有着巨大的地区差异,而且一直到1949年前,中国也经常陷入军阀混战。我认为,直到今天,《中国通史: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本书对复杂中国的分析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Symbolbild Aufklärung Imanuel Kant

康德等人的启蒙思想是欧洲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德国之声:我们也注意到了德国市场上有关中国的图书的销量。似乎还是那些对儒学、道学泛泛而谈的书籍比较能卖,而像您这样剖析当今中国文化的书籍,感兴趣的人就少多了。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施寒微:这是因为,欧洲读者和中国当代文学难有交集。而另一方面,这也是欧洲自身的问题。数百年来,欧洲人一直关注的是古代中国,并且塑造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而却忽略了中国也在不断地走向现代化。我们欧洲的现代化,离不开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康德(Immanuel Kant)的启蒙哲学。中国当今的知识分子也很关注欧洲的启蒙理性传统。可惜,欧美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就现代化进程展开过真正的对话,两边知识分子的互相对话能力很不足。很多研究中国的欧洲人,有意地回避中国正在现代化这一现实,而这一痛苦的进程,我们欧洲在过去几百年也经历过。我认为,在这一领域,西方与中国需要展开进一步的对话。

Autobahnknoten China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么走?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异同。而德国舆论一旦提到中国发展进程与西方的差异性,像您这样的西方汉学家很容易就被贴上"中国理解者"(China-Versteher)的标签,即对中国的立场"过分友好"。您作为在欧洲具有显著地位的汉学家,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施寒微:我是在当代德国、当代欧洲长大的,所以对我而言,人权的普世性是毋庸置疑的,这包括人身权利、法治国家等内容。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即便是欧洲已经有幸实现的法治国家、个人自由,我们现在依然需要每天为之奋斗,防止它受到情报机构等国家机关的侵蚀。在中国,百年来人们也在为实现同样的价值而奋斗。只不过在1949年以前,中国不断地陷入血腥的军阀血战,遭到外国势力的干涉,尤其是来自日本的入侵以及苏俄对东北的干涉。1949年后,中国方才得以在国内尝试发展;这一进程也经历了许多场危机,其中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现在,中国正在成为经济强国,但与此同时,经济上的成功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我们必须就这一现代化进行讨论: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高速公路?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汽车?中国社会如何更合理地分配财富?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在中国激烈讨论的问题--往往还伴随着强烈的民众抗议事件--其实在欧洲也存在。而中国与欧洲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传统。所以,我们应该试图去理解对方,而不是忽视自己的问题的同时去指责他人的不足。我们欧洲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发生侵犯人权事件时,我们总是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去看待中国。固然,这些问题在中国都存在;但这绝对不是自以为是的理由。在这些问题上,重要的是去弄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现状会是这样,以及中国今后将走怎样的道路。我们必须就此展开对话。对话的机会其实有很多,可惜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

德国之声:但是,当今德国,一旦汉学家等专业领域的人士试图去理解对方,试图展开对话,很容易就会被称为"中国理解者"。

施寒微:我想说,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中国理解者",也需要更多的"欧洲理解者"。即便是我们欧洲人,对今日欧洲的真正理解程度也是很不足的。中国有许多问题,比如中国各地区之间如何互动、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少数群体问题。欧洲也有许多问题,比如宗教问题:波兰最近表示他们只愿意接收信仰基督教的难民;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欧洲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在这一背景下,我(作为欧洲人)就会对中国如何处理宗教问题很感兴趣。我不是说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就是正确的,在欧洲也同样如此。这里的关键就是理解。所以,我觉得"中国理解者"这一称谓并非指责,而是一种赞许。

德国之声:在当今的德语舆论中,不论我们是谈及中国的文化、艺术还是其他话题,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牵扯上政治。就好比您,您的研究方向本来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但也依然不得不在这些政治话题上亮明立场。作为专业领域的研究者,究竟应该如何避免被人以非黑即白的方式作出判断?

施寒微:这确实很困难。我们知道在中国也有不同的观点派别。有些人是对中国当今的发展趋势持负面看法的,他们希望中国能够走另外的道路。比如有些人推崇版图更小一点的古代中国版图,我当然非常能够理解这些观点。我认为,我们应该去理解中国在20世纪为什么会走这样的发展路线。这不仅仅是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谁好谁坏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避免作出片面的判断。比如,1949年,中国终于结束了内战,这对中国民众其实也是带来了相当大的益处的,更多的安全感。这并不意味着今天中国的状况就已经是最理想化的,但是考虑到中国在1949年之后面临那么多困难、(大跃进)这样的重大失误、腐败盛行,却没有像某些其他国家一样分崩离析、民众流离失所,这已经算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因此我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是非常正面的。另一方面,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依然是不稳固的,不能就此自以为是。我们必须也对此持批判性的立场。在中国国内也有许多人对本国的发展持批判的立场,我们欧洲人也应该倾听这些人的声音。

Deutschland Ankunft von Flüchtlingen in München

德国民众对入境的难民持积极欢迎的态度。(难民抵达多特蒙德火车站)

德国之声:我能否这样总结我们今天的采访:您认为,不论是中国,还是欧洲,抑或世界其他地方,其实都面临着不少相似的问题,所以应该互相倾听互相理解?

施寒微:可以这样总结。我倒是觉得,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批判性态度相当强烈。这一方面是一种危险,造成当局总是对民众的倾向作出被动的反应;但另一方面,民意表达也带来了重大机遇。以今日欧洲为例,民众对入境的难民持积极欢迎的态度,这对整个事态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在中国,民意也起到过不少积极作用。比如一些自发形成的抗议活动,使得当局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国也有多元化的声音。至于这种趋势是否会发展成为议会民主、多党制,我想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坦诚的交流,而这种交流的前提则是双方不是心怀恐惧的相互指责,而是相互倾听、相互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