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炼："诗歌对中国至关重要"

德国之声：您生命的几乎一半时间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您认为自己还是个流亡作家吗？

杨炼：问题是，哪一个有创造性有思想的人不是在不断地流亡呢？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作为艺术家受到政治束缚，但更多的束缚来自金钱或糟糕的品味。有创造性的人往往处于精神流亡的状态。

德国之声：即使在一个言论自由完全不受限制的国度，也不存在真正的思想和创造的自由吗？

杨炼：在这个触角无所不在的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人们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来越玩世不恭。今天的世界比过去更加血腥，只要想一想发生在中东的杀戮就可以知道。双重道德标准以及对生命的轻视态度并不是在独裁或威权统治下才有的，而是随处可见。作为个体，我们必须对自己所处的现实进行思考并作出选择，是否作一个精神的流亡者。

德国之声：您显然决定作一个流亡者。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

杨炼：这意味着必须对自己理性的局限性提出质疑。然后在这一精神挑战的基础上，对自己在现实中的行动作出决定。

德国之声：这听起来很抽象。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杨炼：比如一个在海外不同国家生活的中国诗人一方面有责任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奋争，推进那里的文化发生积极转型。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面对国际、特别是西方世界呈现出的矛盾。大型跨国企业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建造工厂，用低廉的工资以及糟糕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对民工进行剥削。然后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全世界以国际性的价格销售，赚取高额的利润。这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冷漠和双重道德标准。因此我们要对此有明确的态度。

德国之声：从几年前开始您又可以自由入境中国，是否还受到其他限制呢？

杨炼：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的，比如说是黑的或白的，任何东西都是既黑又白。现在我可以回中国，我想要为那里的转变做一点事，无论是从政治、文化或是文学方面。比如为中国不同流派的诗歌作者颁发网络文学奖，或组织诗歌文化节，为各国诗人开展交流创造条件，或者出版书籍。

六四仍然是个言论禁区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样的活动在中国是会遇到问题的。我上一次遭遇审查是2011年，当时我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在中国的书店里只停留了一天。全部3000册新书被召回并销毁。

德国之声：原因是什么？

杨炼：原因是诗里有一个地方-- 一首相对独立的短诗，我无法克制自己在其中写到了天安门屠杀。那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也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1989年6月政府镇压民主运动，制造屠杀仍然是个禁忌话题。仅此当局很仔细地审查了我的诗，出版诗集的华夏出版社受到警告，这本书因此宣告死亡。

德国之声：您抢出了多少书？

杨炼：我从出版社拿到25本。但这还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一星期我都很沮丧。之后我想，好吧，我是想总结一下这件事在我生活中以及在文学中的意义。我想要写天安门，而且是用诗歌特有的方式。如果这本书顺利地出版了，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我反而要担心了。这本书被禁这一事实，证实了诗歌艺术的表现力和冲击力，也证明即便在一个据说已经没有人读诗的年代，还是有人在读诗歌。

这本书后来在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其他地方出版，甚至在中国大陆。人们可以从网上免费下载这首诗。

德国之声：可以说，诗歌能起到颠覆的作用吗？

杨炼：在中国诗歌在作用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在中国文化还是在社会生活中。

德国之声：为什么会是这样？中国人读很多诗吗？

中国人仍然对诗歌情有独钟？

杨炼：是这样的。2012年北京文艺网（artsbj.com）问我愿不愿做他们的艺术总监时，我就建议设立一个面向所有形式的中文诗歌开放的网络诗歌奖。我们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由7位中国著名诗人组成评委。没有人料到，在一年时间里竟然收到了8万份参评作品，每个好作品都会收到30到40页的评论。这几乎成了一次长达一年的诗歌节。

德国之声：你们怎样评判这么多的来稿？

杨炼：我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先在最好的作品上作一个星号标记，筛选出10到20份最佳诗作，进入下一轮。评委在这一初选的基础上再做评选。所有参赛者使用的都是笔名。

其中就有知名的诗人郭金牛。他用"冲动的钻石"为笔名参加了评奖。我们不知道这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但看得出他描写农民工生活经历的诗歌很个性化、富有创造力和表现力。2012年他获得我们的首次诗歌奖。他的诗集《纸上还乡》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获得了很多奖项。通过郭金牛，农民工诗歌成为一个重要的流派，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

另一位年轻的中国诗人许立志2014年10月1日国庆节这天自杀身亡。他才24岁。很遗憾我们在他死后才发现他的诗作并注意到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青年作者。

德国之声：您是在哪里读到他的作品的？

杨炼：他的作品还没有成书出版。我是听到他的死讯后在网上读的。如果他的作品在我们的网页上发表，肯定会立即得到支援。诗人和读者们的热情会给予他帮助，这或许能挽救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