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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风云

专访杜导正:不能重蹈《南方周末》的覆辙

《炎黄春秋》杂志被上级部门强行接管,原杂志社团队发布停刊声明。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这本历经25年坎坷的“敢言”杂志,将来又会有着怎样的命运?93岁的社长、老共产党员杜导正有话要说。

Du Daozheng

杜导正(摄于2016年7月19日)

德国之声: 关于《炎黄春秋》杂志的停刊声明,您以及您的同事这两天都反复在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什么要说"玉碎"?

杜导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杂志社内部,以及参与我们写作、编辑、支持我们的老学者、老干部的共同一致声音。先前还曾有过不同的声音,有部分人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采取妥协让步的方法,保留住杂志,继续发表我们应该发表的东西。过去多次都是这样的。这一次我作为一个老同志,觉得有点奇怪、有点突然。本来我们运作的还很正常,和我们的领导部门艺术研究院的关系处理的还可以。差不多一年半来,有分歧大家就慢慢讨论、彼此协商、彼此让步,就这样办得还不错。杂志内容、风格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作者、读者以及艺术研究院也都比较满意。

我一个多月前老伴去世,心情很悲痛,血压两百多,所以6月13日我就住院去了。但是,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让我们措手不及。这种态度和做法,我觉得很不成体统。所以我也反复说,这就和文化大革命给我的感觉一样。办公室里在正常地工作,突然几个人冲进来,不讲道理,要求你停止工作,还占领你这个地方。所以我实在是没法接受这种情况。然后大家商量了之后,意见一致,认为既然他们要硬来接管,做法又那么野蛮霸道,好比文化大革命,那么我们老同志对此不能接受,感觉受到了侮辱,侵犯了我们最基本的权利。既然大家已经没有退路,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以硬碰硬。所以我们最后提出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没有妥协的余地,自然就只好"玉碎"了。我们杂志的许多老作者、老学者,都支持我们这样做,一致叫好。

Screenshot YanHuang ChunQiu

杂志社网站截图(2014年9月)。目前,网站的后台管理密码已经被上级主管部门强行修改

德国之声: 这本杂志25年来离不开这些老作者、老学者。那您是不是认为,《炎黄春秋》杂志现在遇到了创刊以来最为困难的时刻?

杜导正:我个人感觉,这一次来势汹汹,尤其是这一次对方的态度、方法、语言、手段,为25年来从未有过。可以说是最严厉、 手段最卑劣的一次。作为一个都快93岁的人,我一听到这个事情,我都发了脾气。我在电话里面和他们说了6个字:"我愤怒、我抗议"。我是老共产党员,我们党里的同志怎么能这样搞呢!这毫无道理,我不能接受。这个事情至今已经八、九天了,对方不讲道理、也不讲法律,就是简单地下命令、采取一些违法的手段。根本不给商量的余地。而原本我们和艺术研究院的关系是有协议书的。我们原先是中华炎黄研究会领导《炎黄春秋》杂志,而现在的领导部门是文化部下属的事业单位艺术研究院。我们从创刊至今25年来,没有向国家要过一文钱。完全就是老干部、老学者有表达自己心声的需求。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老干部的支持下,我们办了这本杂志。办得好好的,却有上面某些部门强制性地要我们转移到事业单位下去。然后我们就按照法律,提请行政复议。官司一直打到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当时的形势是,我们可能会获胜。但是,艺术研究院以及新闻出版总署那边几个领导反复和我谈话,表示"这个事情可以商量、你们挂到艺术研究院下面会更好"。他们讲了许多很好听的话,但我和他们说:"你们这样光私下里许诺不行,得要有个文字的东西。"所以就有了一份把《炎黄春秋》杂志社由炎黄文化研究会转入艺术研究院的正式协议书。这份文件经历了1个多月的谈判,经历了多次来回修改,最后两家都盖了大公章,这可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书不可以单方面撕毁。可是,这次他们就通知了我们一句话:该协议从某日起失效。这种做法很可笑,完全没有法律知识。

他们完全不给你商量的余地和时间。上午新闻出版总署和我谈,说离退休干部70岁以后不能在别的单位里担任领导职务,要求我从杂志社里退出来。刚刚通知完,过了几个钟头就派人来了杂志社要求接管。接管的人还很快把自己的行李带来,一直到今天,他们好几个人不分昼夜占领我们的办公室,搞得杂志社内部瘫痪了。我们一本正规的、合法的、各方反映都比较好的杂志,怎么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一家伙就从内部瘫痪了呢! 现在大部分人都无法上班了,只留一两人守在里面对付他们。这种做法,实在是太不讲道理、太不守法律、太无法无天。所以,杂志社同事以及社委会的领导成员只有依法行事。他们乱来,而我们按照法律规矩来搞,所以就提起诉讼。现在就看法院是否受理诉讼。接受的话,大家就能讲法律。而如果别的地方插入政治干扰,法院不受理,那我们就依法向更高级别的法院起诉。

我原来一直以为,内部矛盾应当内部协商解决,25年来大体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之前一直和我们的同事说,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不要透露内部的事情。毕竟这是共产党内部的东西么,党和国家现在也有很多困难,我们就不要给中央增加麻烦了,于是我们就不对外说话。这是为了保留一个比较和气、适合将来谈判的环境。但是现在他们这么搞,把人逼到了死角,所以我最终也同意了大家的两条意见,一个是起诉,还有一个就是对境内外媒体如实地讲述事实。最近几天来,已经有几十家单位采访了我们。

Der 85jährige Xie Tao, der frühere Vizerektor der Pekinger Volksuniversität

2007年第2期杂志中,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曾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讨论

德国之声: 那这25年来,您对这本杂志最得意的是哪一方面?

杜导正:这本杂志讲了中国知识分子、离退休高级干部对现实问题以及历史问题的一些实话。当今有许多中国的报刊不能讲、不敢讲、或者故意不讲一些话,只有我们这本杂志老老实实地讲了一些中国现代史、尤其是党史里的重大事件。这还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当然我们也有过一些失误。

整体来说,我们能够在杂志上看到一些真实的历史、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而在推动国家与民族的进步方面,我则概括了8个字:"市场经济、民主法治"。这是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唯一出路。近年来,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有许多大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胆的探讨。而习近平同志也反复讲到过要宽容不同意见。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我的老上级,和我比较熟,他曾经多次提出要制订一部《保护不同意见法》。在这一方面,我觉得《炎黄春秋》可能是全国那么多媒体当中做得最成功的。原来,广州还有一份《南方周末》,北京还有一份百年潮。这几年来,这两份报刊被他们接管以后,已经变味了;该说的老实话不说了,该探讨的东西也不讲了。这样搞下去,这两份报刊就没有什么影响了。我感到得意的是,《炎黄春秋》在这方面起了一个好的作用,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是对此予以肯定和表扬的。所以习仲勋才给我写了"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这八个字。

除了这一点,《炎黄春秋》还帮助党和政府团结了成百上千的高级知识分子、党内外高级干部。他们在别处不愿意说的话,在我们这里能够敞开了谈。他们有时会有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会是错误的,但是连毛泽东都讲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么。他们讲出这些不同意见,对我们党的形象也是有好处的,能够体现出这个政权并非是完全专制、独裁的。

还有一条,也让我很得意:25年来,我们没有向党和政府要过一文钱。我想这些年来这样的媒体,全国几乎一家都没有,我们可以说是独此一家。我们就是凭借说老实话、追求民主科学,从而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们又几乎不搞什么广告经营,就是靠发行来获得收入。开始是发行几千份,现在我们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每月19万册多。杂志价格低,但是发行数量大,所以足够养活我们十来个人。对于中国媒体圈而言,这也是具有榜样性、探索性的,理应受到中央的大表扬、特表扬。

Du Daozheng

杜导正:再这么下去,全中国就只需要办一份《人民日报》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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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您说到习仲勋曾给杂志社写了"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这八个字。而习近平前两年也曾对杂志有过正面评价。从这两点来看,您认为《炎黄春秋》渡过此次危机、重新复刊的希望有多大?

杜导正:习仲勋同志在去世前,对《炎黄春秋》都是完全肯定的。而习近平同志呢,我过去和他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他上台这几年来,说了很多好话,也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所谓他肯定《炎黄春秋》的话,都只是一些传说。比如,习近平说对《炎黄春秋》"不要封杀、但要疏导"--这是传说,我没有看到过文字的东西。至于他是不是肯定《炎黄春秋》,我可就不了解了。

结合最近四、五年的情况来看,至少在这次事件以前,他对我们还是比较宽容的。但是这一次,到底是什么人搞的,还这么来势汹汹、不讲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现在中国的整体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文化形势都不太好,因此《炎黄春秋》是否能够复刊就很难说。而我为什么现在急于发表停刊声明呢?我最担心的就是重蹈《百年潮》、《南方周末》的覆辙。前者经历了人事改组以后,就和其他报纸一模一样、仿佛一个模子出来似的。而《南方周末》现在也没什么影响了,都变成了中宣部的同一口径、同一调子。这样下去,全中国就只需要办一份《人民日报》就行了。这样对党和国家不好,对社会进步事业尤其不好。

从我个人而言,我93岁了,总希望将来能够复刊、办得更好。但如果《炎黄春秋》也被统一了口径,那还办它干什么?这只会污辱《炎黄春秋》的名誉。我们担心他们还用我们的名义发表千篇一律的东西,把《炎黄春秋》的名声搞坏。所以我们要发布停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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