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日月同辉”的来信

先说潇阳编辑参与辩论一事，我先说一下感受，这虽然是第一次遇到媒体的编辑参与其中，但编辑的本意如果是平等参与其中针对网友问题和置疑给予回答，我个人非常欢迎。但如果编辑的参与利用了他的作为媒体编辑的特殊地位，首先制造了话语权的不平等，进而希望达成的目的之一是利用网友的参与为媒体自身的被网友置疑的所作所为进行漂白，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德国之声的网友还很少，如果此事出现在BBC中文网，媒体的结果可能就会很难看。

说句不客气点的话，打个比喻，媒体编辑的人脑袋被骂成猪脑袋也是有可能的。我个人认为作为传媒的编辑这样做首先就已经伤害了参与讨论的平等性，同时当你在后面高谈民主的时候，你给我的感觉是你的行为几乎是可耻的，就好像刚刚收到他人的行贿转过身就跟下面的干部高谈为官要廉洁，要为一方百姓鞠躬尽瘁一样，至少开始便略显空洞。我个人承认一点，之前我也说过，那就是德国之声在西方的传媒里是相对温和的，如果中国的官方媒体大致是极左倾向的传媒，那么德国之声应该说是温和的右派。

德国之声在大多数的时候的报道是我个人认可的，但是编辑在选择报道内容的时候，还应该尽可能避免严重误导读者的倾向性语言，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施罗德总理在德国议会关于支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辩论的发言和编辑对关于报道大赦国际和中国人权的关于新疆和西藏的指责与网友sendtozl所写的新疆和西藏的选择，编辑在这个问题上很明显的知道sendtozl所写的新疆和西藏的可信性远远高于大赦国际和中国人权的指责，但却因为sendtozl是小人物而根本没给他机会，这很难说服我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没有故意对中文受众进行洗脑，这根本上就不是你所说的能力有限远离事源点的问题，而是一种刻意而为的倾向的问题。在反日时间报道的过程里面独缺中国学者和同学的态度我个人认为也是一样的道理，毕竟中国人在这件事上才是主要的参与者。

关于六四血卡，我个人的确认为有问题，我不认为这件事上我有狭隘的思想，我也认可作为人道关怀的庇护制度，我个人认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很多重要的政治家及战前的大量的犹太人历史上曾受惠于他国的这一制度，所以这一制度在德国更显得非常有意义，但这并不等于她就应该被无辜的利用，不等于没有参与六四的人就可以踏着死去的学生的鲜血达到自己留在当时对比中国还非常发达的联邦德国的目的。学运过去这么多年，学运在后期还是否有存的合法性，当年拿到六四血卡的人中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过为他们这张绿卡付出的生命，这些问题真正的构成了对六四血卡最大的讽刺，六四中的牺牲者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非常后悔，而不是如你所言感到欣慰，因为他们不仅是真的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他们脚下甚至没有油可以抹，他们若还可以看看今日的中国他们根本没有感到欣慰的理由。

你认为没有一个所谓扼杀中国的西方阴谋，我更加不能认同，这个阴谋论不是美国政府杜撰的飞碟，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在西方无论是零和主义盛行的年代，还是今天共赢主义盛行的年代，一个没有改变的事实是，在美国政府的幕僚质询专家里面，现实主义的学者依然占据主导外交政策的地位，在美国的决策圈里谈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共存还为时尚早，中国可以和亚洲邻国共创共赢之局，因为亚洲邻国并无像今日美国那么重要的亚洲战略利益，他们也没有能力期待美国那样的战略利益。但中美在亚洲实现共赢迄今确是缺乏理论和现实依据，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注定会深刻的改变亚洲的未来战略格局，而且是以美国逐渐丧失亚洲战略主导权为结果，韩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只是最近的三个例子，但决不是最后的三个。所以我更相信中美两国人民和政府有智慧在未来可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实现共赢局面，但不是在亚洲区域。

关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死刑的复核权从省级的法院收回到中央一级，我个人认为并非如你所说是受到国际压力，是为了向西方世界展现进步和是与西方世界互动的结果。你太低估中国领导人了，太低估胡温了。我个人认为这是跟本届胡温政府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紧密相关，这项变动是为中国内部政治改革服务的，也是胡温更加关注下层百姓生存现状的结果。如果如西方指示那应该取消死刑才对，但我坚信现在取消死刑恐怕老百姓都不会同意，是否取消死刑不是为国际政治所左右的，这只是根基于各国自身的法治文化传统。或许我个人不是唯西方论者，所以我也坚持不必要在中国取消死刑，需要做的是严格检查犯人是否真的罪至必须面对死行，不要有无辜者出现。活着的人需要尊严和生存的权利，那些死去的人也应该得到尊重，否则在这个问题上怎么谈死者泉下有知呢？

至于你所说的贵网报道的陕西的农民说将受到侵犯时寻求国外媒体声张正义，我个人认为就算伸张了正义恐怕也只是被利用得到的副产品，而且还得看他这事是否有被西方世界利用的价值和机会。我只能说他太不了解中国过去100年的历史和国际政治游戏的规则了。我看不出西方媒体怎么会对中国政府和司法体系产生重大且直接的影响，也看不出怎么能产生为他伸冤的能力，除非中国再次陷入混乱，有一派强力的政治利益既得者有需要西方势力介入，但这在我辈生存的年代恐怕很难出现了。这位农民的出路只有在国内寻求解决的渠道，我希望他的不幸已经得以解决，但试图寻求西方势力介入却是非常不现实，不客观的想法。

从这段开始我回答你关于我的论点的部分。在中国是否实行精英代议体制这点上你我没有不同，怎么实行这必须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来定。我从来没有表达过这就可以成为否定民主理念和拒绝去创造民主的借口这样的想法，我相信你误会我了。

实际上中国人大和政协在部分上算是精英代议的一种在中国的特殊形式，只是功能和形式与西方的制度比有缺失和不同之处。在民主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非常清晰，若有一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了民主瓶颈，民主化成为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就必须以这个国家的未来作执政理念的基础，努力实现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尽可能相匹配的民主制度，届时这可能不是一个愿不愿意选择的问题。

但必须清楚，地球上还没有哪两个国家有一样的民主政治体系，所以必须看到民主发展有不同深度，而且还有不同的广度，也就是民主制度对各个国家国情的特殊性。此外中国不可以为民主而民主，民主并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万能药，也不一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说民主是把双刃剑都不过分，举两个活例子，喀麦隆和俄罗斯的民主实际上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俄罗斯在叶利钦治下的10年里国家一直挣扎在能否继续维持的悲惨境地，直到普京上来解决了民主体制下的寡头政治格局，从新集中全力，提高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加强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从而使国家稳定得以实现，学习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才实现了最近几年的国家经济发展的腾飞。至于喀麦隆就更无奈了，我不只和一个喀麦隆人聊过这个问题。这个国家是一个小国，300种语言，200多个政党，议会被公认为国家发展的绊脚石，精英代议的西方式议会不是治疗了社会疾病，反而加深了痛苦。议会里很难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行政效率低下到跟我聊天的喀麦隆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他们跟我说“别想在议会办成任何事”，人民很痛苦。

但喀麦隆人民有其他选择吗？没有，这个国家几十年以来，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是通过各种发展中国家援助和贷款的实现的。民主化不是非洲各国人民的选择（扩展一下，这样可以更好阐述我的想法），而是得到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援助和由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贷款的前提条件，请注意这里便是西方国家发展中援助和中国对非洲各国无条件援助最大区别的地方，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非常尊重非洲人民的选择。而且事实上，民主化后的非洲国家其得到的援助和贷款并没有因为民主化就更好的被利用了，这也根本不是西方各国关注的地方，议会也就成了议员们各自捞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地方。当然，在非洲各国都还有真正为自己国家效力，真正思考自己国家未来的议员，但他们的力量对比西方国家对他们国家的控制力显然弱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不是笑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且民主划后的政治体制依然不能阻止连绵不断的非洲各国内战，这说明被被动的强加的民主体制作为一个平台并不能有效地平衡非洲国家社会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功能上缺失的民主政体提供了西方国家更好的控制非洲国家国内各派势力的美丽温床，完全是失败的，但还不能丢弃甚至改变的鸡肋。

至于天赋人权这类源于卢梭的西方社会的契约价值观点，在主导中国超过2000年的儒家思想价值观那里能不能被中国化，才决定他对中国人民和社会是否有价值，现在谈他是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还为时尚早，别忘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国，普世与否还得看看他在中国被认可的程度。我总在想，中国人的维系家族和家庭儒家观念在未来是不是会被天赋人权这类的西方价值影响才是关键，中国社会的忠，孝，义这样的传统价值是不是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消失才是关键。我坚信最大的可能是中华文明可以基于社会发展融合了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使这些观念中国化进而能够强力延续中华文明儒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这样的话，西方社会还可能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受到强大的中华文明的影响，届时哪种社会基本价值是普世价值还不好说了。这段最后一句话，我坚持邓小平的观点，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过程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基石，其他再美丽动听的理论对中国这样以数千年独特文明维持发展的社会都是扯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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