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证件的生活
2014年3月30日(德国之声中文网)每回坐车,玛丽亚(名字做了改动—作者注)都注意带上有效车票。过马路时,即使远近都没有汽车,她也绝不会闯红灯。她做的是清洁活,工作极认真,经常一天做12小时,打扫无数的厨房、盥洗室和起居室,有时还得跪着擦地。玛丽亚从不生病,从来守时,但工资微薄,难以糊口。
就这样,过了15年,没有发生过意外,—直到2009年夏的一天。那天,这位厄瓜多尔人因为要赶时间,没有走往常走的那条虽绕但保险一点的路,而是直接去了火车站。就在那里,她遇到了例行人员检查。警察要看她的身份证。她当然无法出示,因为,她从来就没有过任何身份证。
在德生活15年后遭驱逐
因为假期在即,有关当局同意让她女儿上完六年级。要不是这个原因,玛丽亚当天就可能被送到遣返站了。女儿在德国出生;玛丽亚早就同女儿的父亲分手了。这名男子也在德国生活,也没有居留许可。女儿只在地图册上看到过妈妈的出生国—厄瓜多尔。
被遣送前,玛丽亚母女还同贝克—维尔特(Sigrid Becker-Wirth)见过一面。
贝克—维尔特是取名为“MediNetzBonn”的一个为难民提供医疗帮助的德国波恩地区医生人道组织的灵魂人物。2003年,贝克—维尔特与另外11个志同道合者一起建起该组织,为在德国居住的非法难民提供帮助,将他们介绍给愿意免费治病的医生。该组织的目标是,不久之后,这样的组织会成为多余。该组织是独立的,通过捐款融资。现在,该组织成员数量已超过80人,包括波恩及附近地区的各科大夫。
但是,根据这位退休教师的说法,虽然有这样的组织存在,多年来,在难民政策上,德国根本就没有任何改变,玛丽亚母子的命运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现年61岁的贝克—维尔特在叙述玛丽亚母子遭遣送的故事时使用的字眼是“太可怕了”。
谨言慎行
每星期一,那些“无证件者”可以在17点30分到19点之间到她位于波恩北城的那栋不起眼的诊所来看病、咨询。在波恩及附近地区约有4000名这样的无证件者。
临时开辟的等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3个菲律宾人相互小声说着话;他们旁边,一位秘鲁男子正用德语给自己的儿子念一本童话;一对来自科索沃的夫妻静静坐着,腋下夹一叠X光透视片;20点之前,还会来一名叙利亚人。屋里的人谁都不愿公开谈论自己的事情。他们担心,只要不慎多暴露了一个细节,当事人就会遭殃,毫不容易建构起来的生活便会毁于一旦。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贝克—维尔特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每小时她要看4到15个难民病人。除流感、咽喉炎或胆痛等常见病外,也有患肿瘤和癌症的病人。因害怕失去工作,同时也不知道该找谁看病,很多人带着病体继续干活,及至来找她,往往已经太晚了。
重病在身
贝克—维尔特告诉说,一名患乳腺癌的女性来找她时,已出现病变。另一名女难民来看病,竟不知自己患有高传染性的肺结核。贝克—维尔特认为,国家也应给这样的人提供治疗可能。
国家也愿意提供帮助,前提是要“照章办事”。根据《避难申请人生活补贴法》,在德国生活的无身份证者可以要求治疗,但必须是病情严重,而且要公开自己的居留身份。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可以得到“居留容忍”身份,但一俟健康恢复,该身份就被取消。
因为“MediNetzBonn”无法支付化疗这样的高费用治疗,贝克—维尔特有时不得不设法为当事人得到“居留容忍”身份。不过,她并不乐意这么做,原因是,当事人始终生活在担心受怕的阴影下,不知下月如何筹得治疗费用,很多人因此罹患心理病,或患上“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
至于玛丽亚母女后来情况如何,贝克—维尔特毫无信息。她只能希望,她们一切都好,首先是,这个姑娘能在那个陌生的国家正常生活。今天,如果她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她会试图通过“严重情况委员会”使当事人得到合法身份。她的看法是这样的:“在德国出生、在这里交友的孩子,实际上就是德国人”。
作者:Nastasja Steudel 编译:凝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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