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衰退，独裁者卷土重来？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Eberhard Sandschneider)是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奥托·沃尔夫研究所所长，他经常出现在德国媒体上，就德国外交政策特别是中国问题发表看法。他几乎每年都亲临德国之声参加访谈节目或研讨会，这一次面对台下九十多名听众，他开玩笑地说，他的演讲可能语出惊人，吓到大家。

西方民主国家担心独裁重返世界舞台

冷战结束二十年后的今天，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命题不但没有兑现，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反而陷入一种惊恐和忧虑，担心坐拥巨额外汇储备的威权与专制国家买断西方的经济命脉，将西方排挤出世界舞台的中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治学界传出悲观的论点，认为威权独裁制度大国正重返世界舞台。

桑德施奈德教授指出，类似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写照，不如说是人们的想象："回顾过去二十年里的政治讨论，人们把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秩序描绘得黑白分明，例如亨廷顿的强调西方世界与世界其它文明对立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一种典型的简单化的非黑即白的描述。罗伯特.凯普兰的贫穷与富裕相冲突的理论，等等。"

桑德施奈德认为，冷战的结束让西方失去了明确的敌人，于是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和本·拉登都被当成新的敌人，甚至在当前美国的部分政治讨论中，中国也成了一个可能的敌人。桑德施奈德还形象地比喻说，西方政治家就像是在转藏传佛教的经轮，一箱情愿地念颂美好的世界新格局，以为念的越快转的越快就能把愿望转成现实。

教科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道路

八十年代初以韩国和台湾为代表的东亚独裁国家成功向民主制度转型，为政治学中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强大的说服力。这种理论认为，(军事)独裁体制实行了经济开放政策，而经济开放会造就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诉求最终将导致民主化。桑德施奈德问道："中国据说现在至少有1.2亿人已经属于中产阶层，有人甚至说是两亿。那么，中国应该明天就会实现民主化了，不是吗？"

但是，中国的中产阶层作为既得利益者，似乎并没有表现出体制之外寻求参政的特别兴趣。相反，在讲究"关系"的中国，中产阶层更多的是通过关系网与政治精英达成利益共识，而不是以政治异见者的姿态对政治统治集团提出挑战。

总之，无论是冷战结束后在西方学界盛极一时的体制转型研究，还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应用在中国上都失灵了。中国在保持了威权独裁政治体制的同时，的确把中国从一个贫穷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一个实现了一定富裕程度的社会。桑德施奈德教授称，他不认为有什么所谓的"中国模式"。他说："但是，中国的秘方往往让人难以理解，尽管它其实很简单。它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如果你问我怎么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我就用一个词：实用主义。"

中国的崛起不但对西方民主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形成了挑战，也让政治学者们除了谨慎地提出"北京共识"这一概念，几乎集体失语，找不出合适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现象。这种尴尬也反映在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讨论中。桑德施奈德认为："人们当然不必把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当成是好的。对中国提出批评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应该或者被允许在看到积极的一面时，去作出积极的评断，而不是把这样做当成是与共产党为伍或者与共产主义体制同流合污。在德国的有关中国的讨论中，我认为我们倾向于在两极中摇摆：要么就是好上了天，要么就是差到了地狱。而推动这样的讨论方式的不是有实质性的东西，而是表象化。"

作为"成功的威权体制"，中国的政治统治阶层也面临自己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殚精竭虑地对信息传播进行控制，不得不面对经济起飞带来的社会后果，同时也在权力交接上充满不确定感。

西方对非民主国家的挑战缺乏心理准备

中国作为"成功的威权政体"的崛起，不但与不在少数的"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形成对比，也让陷入金融与经济危机的西方民主国家信心受到打击。桑德施奈德指出，西方国家的更深刻的危机是社会危机和心理上的危机，西方人还没有做好迎接非民主国家挑战的心理准备。他警告说，民主也不是个单行道，如果那些已经巩固的民主国家不能兑现对民众的许诺，也会有走回头路的可能。

桑德施奈德指出，从数量上看，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独裁卷土重来。当1974年以葡萄牙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时，当时世界上140多个国家中只有39个国家是民主制国家，而2008年时世界上193个国家中已经有119个国家至少满足了形式上的民主化国家标准。桑德施奈德的观点是，虽然不能说独裁者们又回来了，但是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应该清醒认识到，以中国为代表的那些"成功的威权体制"对民主制度确实带来的挑战。他认为，以西方为中心和出发点来为其它国家制定民主化的规范和价值标准，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是一厢情愿。

作为严谨的政治学者，桑德施奈德不愿意对未来作出任何具体的预测。他说，政治学者在预测未来上乏善可陈，例如没有谁预见到20年前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倒塌，历史的重大转折往往是因为一些不起眼的偶然事件。

作者：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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