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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东德监狱的强制劳工

2015年6月28日

前民主德国当局一直否认该国存在政治犯,但前不久公布的一项调研显示,当年的专制统治时期,不仅存在大量政治犯,而且他们还被强迫从事劳动为国家赚取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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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R Frauenstrafvollzug Stollberg-Hoheneck
图像来源: picture alliance/ZB

1949年至1989年期间,前民主德国共有25万至30万人因政治理念被投入监狱。民主德国建国初期,政治犯的数量最多,但直到进入八十年代,每年被关押的政治犯也在三四千之众。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因涉嫌"叛离共和国"罪名被关押的。西德政府每年都投入巨资,赎买近一千名政治犯,使他们免遭牢狱之灾,摆脱东德的专制统治和秘密警察的迫害。

同刑事犯一样,政治犯也被安排在纺织和化工等领域从事劳动,以弥补当时东德国民经济的缺口。因为这些政治犯是被非法关押的,所以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应被看作是强制劳动。联邦政府前东德事务专员爱丽丝·格莱克(Iris Gleicke)日前在柏林发表了对前民主德国政治犯强制劳动问题的调研报告,这份调研是受政府委托开展的。

Die Ostbeauftragte Iris Gleicke
格莱克是联邦政府前东德事务专员图像来源: imago/epd

调研报告指出,按照前东德当局的说法,该国根本就不曾有过政治犯。民主德国建国初期,政治犯同刑事犯被关押在一起,后来他们被集中关押在十几个不同的地点,其中包括关押即将驱逐到西德的政治犯的专门监狱。当然,东德当局对此严加保密,外界一无所知。

强制劳动是国民计划的组成部分

调研报告的起草者之一,波茨坦当代历史研究中心的亚安-飞利浦·沃尔本(Jan Philipp Wölbern)表示,至迟从昂纳克上台的1971年开始,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强制劳动就成了东德国民经济总体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每年从事强制劳动的犯人人数介于15000至30000之间。沃尔本是根据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中央监狱档案以及囚犯的回忆录等资料得出上述数据的。沃尔本说,政治犯的主要任务是赚取外汇,比如他们被安排生产供出口西德赚取西德马克的女士长筒袜。东德政府又用这些外汇购买消费品,以弥补物资匮乏的东德市场。

Bundesbeauftragter für Stasi-Unterlagen, Roland Jahn
亚安是德国政府负责处理前东德秘密警察档案的专员。他呼吁查清当年西德企业从东德强制劳动中受益的问题。图像来源: picture-alliance/dpa

联邦政府前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处理机构负责人罗兰德·亚安表示,这份调研报告再度显示,东德的不公行为不能全部归咎于东德安全部门,而要看到整个东德的政治体制就是一个有很多人参与其中的、不公的体制。调研报告显示,东德执政的统一社会党在强制劳动问题上扮演了核心角色。

政治犯只能干"脏活累活"

调研报告显示,很多政治犯主观上并不认为劳动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因为相对于无所事事的关押隔离,从事劳动是一种不错的调剂。不过,他们的劳动强度往往要比普通囚犯大得多。他们被要求从事劳动定额高,夜班多,或者重体力以及危险性高的工作,劳动保护和医疗护理也很欠缺。

柯里斯蒂娜·萨克斯(Christian Sachse)是基社盟基民盟负责专制政权受害者事务的专员。他是数百名当年强制劳动受害者的代言人。他表示调研报告是符合当时实情的。他说,有些囚犯被迫在没有保护设施的情况下处理水银,还有囚犯长期呼吸含有重金属的有毒气体, 这同他们后来罹患癌症很可能有直接关系。

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澄清

罗兰德·亚安要求对于强制劳动可能造成的健康隐患展开系统的研究论证。目前这方面的证据还很薄弱,相关的调研也很少。东德的强制劳工问题2012年才首度进入公众视野,当时瑞典家具商宜家首次承认八十年代就已经得知从东德购买的家具产品是政治犯强制劳动的产物。

亚安说,对于企业界当时扮演的角色必须展开进一步的调查,而企业界对查明当年的真相似乎并没有太大兴趣。共有六千多家企业曾参与当年东西德之间的贸易往来,而至少有100家西德企业曾让东德的强制劳工为他们生产产品。亚安表示,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只有十余家企业申请查阅当年东德秘密警察的相关资料。

此外,亚安还呼吁这些企业为当年东德专制政权的受害者提供经济支持。前东德事务专员格莱克则对更多经济赔偿的问题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她认为不应让相关人士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她表示,目前政府已经开始向前东德专制政权的受害者发放专项退休金。与其追讨更多的经济补偿,不如各方共同努力,使整个社会牢记这段黑暗历史,比如在瑙姆堡建立一个纪念馆。

前东德秘密警察档案负责人亚安以及受害者代言人萨克斯均强调,当年两德关系中的许多实践,在今天仍值得人们深思。比如,当时明知东德政权在粗暴践踏人权的情况,却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同这个专制政权从事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