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环保仰赖监督机制

南德意志报的长篇专栏文章以这段开场白回顾了中国最近三十多年来的环境演变：“1973年，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国内环保会议。周恩来乐观地说，中国有解决本国生态问题的最佳机遇，因为‘我们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几年后，邓小平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他的政府中出现了激烈争论：一些人认为，发展经济时，应注意对环境造成的后果，另一些人则主张‘先污染，后治理。’最后的决策是两者兼顾：理论上采用第一种意见，实际上采用第二种看法。在学生十分听话地把垃圾扔进垃圾桶时，工厂却把成吨的毒物排入江河湖泊，化工企业污染了大片地区，许多村庄全村人患上癌症或其它疾病。

问题在于制度。研究环境史的北大教授包茂宏说，缺乏监督机制。本来应该监督当局的地方环保局在财政和人事上却依附当地党的部门，地方法院也一样，其经费来自地方，地方干部只要懂得如何创造利润就能得到提拔，污染环境的祸首得到作为商业伙伴的干部保护，可以逃避追究。现在国家领导人宣布要改变这一状况，但环保人士对此表示怀疑。

党认为国家贫穷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中国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无力大量购买昂贵的环保技术，发达国家应提供这些技术。中国领导人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至少有一些干部已认识到，目前这种粗野发展的战略给环境带来了无法修复的后果，但党的合法性要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得到确认。出自自身的利益，党不得不继续沿着以前的道路走向去，外加一点修饰性的环保政策。”

但环保问题早已不为党独家垄断。自1994年以来，中国产生了维护环境的非政府组织。在谈到这些组织的状况时，南德意志报写道：“开始时，党以不信任的目光看着这些组织，怀疑它们进行颠覆活动。但政府很快认识到，这些非政府组织对实现国家的目标有利，所以，尽管这些组织受到法律的严格控制，但仍然可以存在。

中国的媒体现在也大量报道环境污染，环境问题成了记者可以相对进行批评性报道的少数题材之一，毕竟环保是国家的目标，但离自由报道还差得很远：去年十一月一家化工厂污染流经哈尔滨的河流时，媒体在事故后九天才获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