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看中国
德国人在北京的离奇经历
在中国热的大潮中，不少西方的年轻人前往北京找工作。霓虹周刊介绍了几名在北京工作的德国年轻人，其中学建筑工程的大学毕业生霍尔斯特的经历颇具有戏剧性。2001年，当年24岁的霍尔斯特到达北京，美国公司原先答应的职位没有兑现，他面临走投无路的境地：
生活就是戏
“霍尔斯特没有住宅，也不知道如何找到住宅。当时外国人只能住在划定的地区，没有英文的租房市场。他在城里闯荡时撞上了一个‘签证顾问’、一个靠帮人填写签证申请表赚钱的中国人。德语是霍尔斯特的专长，他们两人很快商定，霍尔斯特为‘顾问’做翻译，‘顾问’给他提供免费住宿。
半年后，霍尔斯特找到一个英语教师的工作，辅导一个中国富人家庭的十五岁儿子学英文。此后几年，他先当建筑工程师，后来在‘德国中心’工作。中国代理商请他参加一些大型活动，订单不断。中国人开会时需要一些西方人装扮成商人、医生或政治家，这样可以使活动具有国际情调。金发的霍尔斯特看上去很严肃，他的任务是坐在台上，一言不发，需要时发一下假的名片。‘国际专家’无须讲话，也没有人期望他们说中文。霍尔斯特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只有一次例外，那次他要签署一份价值5200万美元的贸易合同，签字时下笔下错了地方。不过，大家还是很满意。”
在北京工作的不仅有西方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在北京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其中不乏当年为学习毛泽东革命理论来到中国的西方左派人士。德国人克劳伊特就是其中之一：
“克劳伊特话不多。说起话来慢悠悠，不时停顿，好象这个加速的社会反而使他的动作变得越来越缓慢了。在北京、在中国，一切都不明朗，克劳伊斯学会了克制。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三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北京，经历了文化革命、此后的谨慎开放、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后的孤立和今天朝着世界大国目标的崛起。当年他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来到中国，现在他在看着中国拆除共产主义。
克劳伊特在中国推销德国电影，也自己拍片，搞电视片和电影片的生产，帮助建立联系。他说，‘凭我的声望就可获得报酬’。多年来，他编织了一个包括政治、文化和经济精英在内的精细网络。他认识党的高层干部，其中一些人已有数十年之久。今天这一切对他很有帮助。
那是1974年7月19日，毛泽东还活着，文化革命还没有过去。法院开庭前克劳伊特逃离德国，他面临牢狱之灾。对西德许多左派来说，当年的中国是实现了他们梦想的国家。他们认为自己努力争取的目标，中国人已经达到。克劳伊特的历史是六八年造反青年的历史，也是他们心目中最终失去革命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