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华谈谢晋：艺术有功，政治无过

德国之声：曾经与谢晋一起工作过的朋友都称他是工作狂，请问在您眼中谢晋是怎样一位导演？

张振华：谢晋并不是一个在乎名利的人，他很重视艺术教育，特别是对年轻艺术工作者的教育。以至于当年有很多地方聘请他担任电影顾问或兼职教授，他首先选择到复旦大学艺术中心任教。因为他一直希望除了北京电影学院之外，复旦大学也能够成立一所电影学院，到现在他的心愿也没能达成，这可能是他在电影教育事业上的一个遗憾。但是他从没放弃过电影教育。

记得有一次谢晋在上海蒙太奇文化艺术进修学院的成立会上非常动情地说道，"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读正规的艺术学校，也正好因为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沦陷，所以他只能白天工作，晚上在重庆读艺术夜校。"也正是这样谢晋每次到学校给学生们讲课时都会谈到，艺术工作者除了创作作品之外，身上还应肩负着社会给予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他总说，如果几十年后没有影像纪录的历史描述是不完整的。

德国之声：五十年代末开始谢晋共拍摄了38部电影，可以说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从《女篮五号》到文革后他拍摄的"反思文学"三部曲: 《天云山传奇》、《芙蓉镇》再到《牧马人》都带有很浓的政治批判色彩，您认为这就是他电影区别区于当代电影的特点吗？

张振华：谢晋的电影之所以能够在那个年代影响一批观众还是因为他很注重电影情节中对人和人性的刻画。而这三部电影都很深刻地反映了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年代，中国普通人或是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我们知道艺术的使命就在于描绘人，而在他的电影中也恰好可以找到这些元素。

他很会煽情，通常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仅仅是为了抓住某个人的人物心理变化他都会一个镜头反复拍，直到他捕捉到他要的人物情绪。相反对于两个月完成一部电影，三个月拍成几十集的连续剧的效果是不同的。

德国之声：文革时期，中国人看到的要么是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样板戏，要么就是像谢晋当年拍摄的《春苗》等歌颂四人帮的政治电影。这是他当年拍摄电影的本意吗？

张振华：我们说任何电影都有它的意识形态，春苗从当时的年代讲，抛开它是为某一种政治思想服务的工具，单从艺术上讲这部电影还是比较成功的。但谢晋更看重的是他对艺术的追求，我相信他本人不是那么一个随波逐流的导演。包括天云山传奇在内我个人认为，他拍摄这样的电影也有很大程度上是迫于政治压力，况且当时在电影中传播一种思想也是电影人身上肩负的任务之一。

与现在的导演相比，今天的创作氛围更开放、更自由。但是当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序幕就要拉开的时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谢晋比较早的通过电影反映了那段生活，这里面包含了艺术家极大的责任心和良知。

德国之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商业化、产业化的电影市场氛围是不是就标志着以谢晋为代表的中国第三代导演的社会责任感渐渐消失了呢？

张振华：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新锐导演想拍反映社会背景，揭示历史根源的电影但是他们没钱。他们总说，先拍几部票房电影，等赚够了钱再想究竟该派拍些什么电影？现在是网络时代、商业时代、娱乐的年代，年轻的艺术家可以在相对自由的天地里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不仅给中国经济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变化。但今天有艺术追求的导演们相对老一辈的电影工作者在责任感上的确少了些什么。他们更关注的是社会发展中方方面面的变化。

实际上老一辈导演他们的左倾思想还是比较严重的，正因为如此那些艺术家们才会发起一些运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很多运动也都是从文艺界兴起的。例如，从批判著名史学家吴晗在1959年4月根据毛泽东号召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编写的剧本《海瑞罢官》开始的。所以文革时期很多电影艺术家他们在政治上"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

德国之声：这样的电影放到今天还会有人喜欢吗，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张振华： 我们今天如果再看谢晋的电影，无论从色彩、编辑手法、拍摄手段那肯定都是显得略微陈旧。还回到我前面提到的，电影中对人物的刻画是永恒的。比如说，在他的处女作《女篮五号》中我觉得就是一部很好的让今天年轻人去感受那个年代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电影，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也是感兴趣的。

电影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形式之一。现在的电影有了它的双重功效：一方面它既是艺术，另一方面它又是大众娱乐的一种工业化商品。而作为现阶段在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有很多导演他更重视的是经济效益，所以我们一再呼吁电影艺术家要更多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人生。一些脱离现实的用高科技手段拍摄出的作品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满足艺术给予的使命？是不是今天的中国电影仅是追求好看或者是追求商业效益而忽略了社会赋予艺术工作者的使命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