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赠在德国的现状

萨拉·贝尔宁拥有一张器官捐赠声明卡，有这张橙蓝相间的小卡片，就意味着同意在死后捐赠心脏和肝肺等器官给急需移植手术的病人。对于萨拉来说，捐赠器官是理所应当的事：

"我如果已经死了，为什么不把器官捐给需要的人。说不定每个人都可能有需要移植器官的时候，如果人人都愿意死后捐赠器官，会帮助许多人。"

大部分德国人不愿意死后捐赠器官

像萨拉·贝尔宁这样想的人在德国并不多。只有17%的德国人声明死后愿意捐赠器官。大部分人不愿意做这个声明，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觉得自己死后，某一个器官在他人的身体里继续存活是件很可怕的事；担心，摘取器官时只是脑死亡，而身体还有感知，等等。那么，临床鉴定的脑死亡就是一个人生命最终结束的标志么？愿意捐赠器官的人死后，医护人员是否不会再做复苏尝试？纳戈尔（Eckhard Nagel）医生是德国伦理委员会成员，他表示：

"从科学鉴定角度说，也以我作为医生的专业知识为根据，临床脑死亡是脑功能丧失的不可逆转的状态，是一个人生命结束的标志。"

尽管存在各种担忧，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还是赞成器官捐赠这种行为，只不过自己没有捐赠声明卡。纳戈尔医生认为，考虑捐赠器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对死亡这个话题做番分析：

"因为许多人不愿意考虑死亡这个问题，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不写遗嘱，也不声明死后愿意捐器官。"

捐者意愿和病人生命哪个更重要？

欧洲进行第一例器官移植手术至今已经过去50多年，欧洲各国政治家、医生和神职人员有关如何规范器官捐赠和移植的讨论也进行了同样久的时间。直到今天，欧洲范围内没有一个统一规范。在德国，只有像萨拉·贝尔宁那样拥有一张器官捐赠卡的人，在死后才可以作为移植器官的捐赠者。而奥地利的情况则是，如果没有特别做出反对声明，每个人在死后都可能成为器官捐赠者。有关"捐赠者的意愿和等待移植者的生命哪一个更重要"这类话题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出现过。奥地利联邦卫生研究所（Österreichischen Bundesinstitut für das Gesundheitswesen）的普雷舍恩（Maria Preschern）表示：

"奥地利的立法机构最终决定：等待器官移植病人的生命更重要。"

德国有关器官捐赠的讨论还在继续。德国伦理委员会的纳戈尔医生希望，今后不应消极地等待民众自己去办张捐赠声明卡，而是用一个更为积极的方式，主动询问民众是否愿意捐赠器官。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大家更多接触和考虑这方面的话题。

作者：Christoph Ricking/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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