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G20杭州峰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德国之声：李成教授， 您认为G20杭州峰会能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会议吗？

李成：我在杭州峰会前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一个峰会是否成功有两个标准，首先，20国国家领导人共同会聚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上政治、经济、安全的格局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有很多不稳定因素，各国都面临很多挑战。各国领导人都要处理国内许多紧迫的问题。在这一情况下，能召集20国领导人到杭州来，尽管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对中国的看法也不一样，他们能来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这体现了中国的召集能力以及在国际事务当中地位的提高。

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第二个标准更重要。这就是看G20杭州峰会能不能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个会议必须有实质性的推进国际治理的内容，要有建树性和前瞻性的发展潜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杭州峰会也是成功的。

德国之声：不过，能读到的各方反应对这次峰会的评价不光是"成功"。

李成：当然目前各国的反应不一样，媒体报道的也不一样。一些西方的报道跟中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有些报道其实是在炒作新闻，包括奥巴马总统到中国后出现摩擦的报道占据美国媒体的主要地位。而中国的报道都是自己想听的东西，这也不是开放式的报道。这两方面需要打些折扣。这也造成人们对这次会议评价不一。

但从客观、长远的角度来讲，我认为，G20杭州峰会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全球事务上第3个有建树性的事件，第一个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第二个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第三个就是本次峰会。第一和第二个事件都是中国在体育、文化以及贸易领域走上世界，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而G20却牵涉了全球经济、金融、政治、安全以及环境等重大领域。

德国之声：本次峰会同以往相比在内容上有哪些自己的独特之处？

李成：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些不够了解的地方，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本次会议最重要的核心词汇是"创新"。创新的含义包括对目前全球经济、政治版图的一个重新再定位。也就是说，今后的世界更多的将是以一个G20这样的形式，而不是G7这一发达国家的模式，更不是一、两个国家说了算的模式。这一点意义深远。不过，这只是一个机制，而不是一个权威或政府。它牵涉出另外一个词汇"治理"。它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金融当中的治理以及治理机制的讨论，也是前所未有的。在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各国还存有很大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反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情况下提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方案，这一点非常重要。

德国之声：中国希望把怎样的优势传达给世界？

李成：中国希望未来在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科技创新并不是全球最领先的，以美国和德国的西方国家占有很大优势。但中国在商业模式上做得非常好，比如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等，在这些领域其他国家已对中国刮目相看。我们知道，在商业模式上，中国采用的并不是西方的模式，也不是中国以前的传统模式。中国通过网络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消费者的仔细观察，紧密联系城市化发展，结合西方和中国的特点产生的新模式。

就中国基础设施领域的引领作用来说，中国出现的经济奇迹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的村官会告诉你，他的村子不是因为富裕了才去建公路，而是因为建了公路才变得富裕了。把它用到国家的发展上，中国过去30年来的发展也是这样，现在的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都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发展来减少全世界的贫富差距。这次中国对自己发展模式本身，尤其是在发展中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有了更新的认识，因此现在的城市化和发展模式要发生根本变化，而中国和美国签署巴黎协定起到推动的作用。习近平主席作出承诺在钢铁业方面更多考虑各国对中国的批评，包括减缩中国钢铁企业的生产，甚至关闭企业。

德国之声：那么G20杭州峰会拿出了哪些内容能够让它成为一次历史性会议？

李成：这个问题要让时间来解答。但是它的定位以及方向，以及它达成的共识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发问，这个会议对世界和平和发展是否起到积极作用。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答案非常明确。它对世界秩序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有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西方反全球化达到高潮的情况下，在英国脱欧，在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都对全球化持批评态度的情况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化只给西方带来好处的情况下，强调世界合作和经济开放与发展，是非常有价值的。

德国之声：中国提倡"创新"，也意味着突破现有的世界秩序，而这会构成同美国的冲突。有冲突就会有后果，也可能是非和平的。那么，怎样解释您说的这次会议是一次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李成：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至少表面上、其实不少心里也是这样认为的，即"我们不反对中国的崛起，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是我们西方发达国家21世纪所面临的课题"，这是发展的趋势，没有人可以阻挡。奥巴马在不同的场合都讲过，"欢迎中国的崛起，如果这一崛起是和平的"。他在不同的G20峰会上都表明了这一点。2009年，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奥巴马的极力推动才产生了G20峰会。这表明，"我们需要世界合作，需要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美国和德国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没有在全球化中受益的国家，要寻找自身的问题。而且通过不断治理，以及不断的国际对话，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次会议提出包容、基础设施的发展、脱贫，都是希望改变这一情况。

西方对中国的某些批评是有道理的。创新离不开经济的全面开放，也离不开政治的开放。而人们看到最近数年当中中国并没有在政治上开放。经济的全面开放又离不开政治的开放，离不开知识界、学界的活跃，因此中国需要克服一些障碍。

德国之声：中国对峰会的安全问题高度重视，杭州都出现了"空城"的现象。

李成：中国对峰会的安全问题控制的紧一些，我认为没有什么错。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整个会议都会大打折扣，或者变成完全的失败。中国对安全的考虑，我没有太多批评。但不论在媒体报道上，还是在让与会者同民众的接触上，更应该开放一些。中国在国际上的领引作用，还需要中国本身的政治发展。这应该是中国领导人应该关注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到中国政治需要开放，但又评价G20杭州峰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会不会有人反问：为什么还要继续开放政治，我们没有它，不也照样能够举办成功的峰会？

李成：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由于成功而无须变化；但另一种理论则是说，正因为成功，才更应该把政治资源用到该用的地方。也就是说，由于有了自信，才会开放。这两种假设都存在。我觉得，我们不能过度强调一个而忽略另外一个。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时是因为有压力才发生变化，有时是成功带来变动。但不论压力还是成功，它们都会跟未来中国联系在一起。不可想象，中国未来会没有压力，因为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多。我们可以有充足理由表明，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时期，近代史以来，中国还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世界如此广泛的尊重。成功也会带来更多的变化。这一切告诉我们，中国的社会并不是静止的，中国的发展与动态同其它国家相比，要剧烈得多。这两种力量都在促使中国发生变化。不论自上而下，还是从下而上，它们都存在，它们的互补性使中国不断发生变化，使中国能再度成为当今世界的亮点。

李成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及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他同时也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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