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 谈改革开放30年

告别政坛以后，施罗德重操旧业，当律师，并为多家机构担任顾问，其中包括瑞士著名出版集团荣格。他与大名鼎鼎的纽约哈里－沃克演说机构签约，并出任北欧输气管道建设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施罗德尤其与中国、俄罗斯关系密切。他不像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虽90高龄依旧针砭时弊，“点评时局”，有人抱怨说，施罗德忘记了曾身为总理，也有人指责他在对待中国新闻自由和人权议题上过于迁就，没有尽到一位昔日总理的责任。此次采访施罗德是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莱布尼茨著作出版新闻发布会上。《莱布尼茨著作与书信全集》第四系列第六卷收入了莱布尼茨1695年至1697年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数篇论著，作者在文章中提出通过中西文化与科技交流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构想，因此相关新闻发布会受到施罗德办公室的支持，施罗德本人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发布会结束后，在场的记者们蜂拥而上，我匆忙收拾笔记本和照相机，拿起随身携带的公文包和采访包站了起来，这时施罗德已站在了我的面前，向我伸出了手……

实现政治体制民主化为中国当前最大挑战

德国之声 ：施罗德先生，您在中国被视为最受欢迎的德国友人。您非常了解中国。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您如何看待西方人所说的中国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即在威权政府领导下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

施罗德：首先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使4亿中国人摆脱贫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已不再忍饥挨饿，而中国并非在每个历史阶段都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我们希望中国能继续这一政策，毫无疑问，中国将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其次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十七大上已确定了新的工作重点。工作重点尤其涉及各省和地方的社会问题，涉及流动农民工、环保问题等。它们必须被有机地融入改革开放政策之中。十七大的决议显示，这已被中国领导人纳入计划。总之，我必须说，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成功之路，我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与其他国家保持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体制民主化。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重任和挑战。

希望百姓拥有更多监督权

德国之声：您认为，中国政府是威权政府吗？

施罗德：当然了，它与西方政府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中国人民能更多地拥有直接监督权。但这样的改变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办到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经济促进计划—勇敢之举

德国之声：30年来，中国不断向前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但恰恰在开革开放30周年之际，首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全世界受到影响，中国也难逃此劫。继世界银行之后，德意志银行也宣布，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只有百分之七。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打击，由此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又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您认为，中国制订的经济促进计划，这一世界最大规模的振兴经济计划能否成功地帮助中国扭转不利局面？

施罗德：这首先涉及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问题。百分之五，百分之六，百分之七，这样的增长率是欧洲所有国家以及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所梦寐以求的。第二点是：我知道，为了解决最紧迫最棘手难题，中国必须保持至少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率。我希望，中国的经济促进计划能达此目的。无论如何，制订如此庞大规模的经济促进计划是一个勇敢的决定。我认为，全世界都希望，这一计划能有助于中国保持市场稳定和政局稳定。因为这也关系到中国能否继续提高居民富裕生活水平的问题。

众志成城 克服危机

德国之声：经济发展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角色。在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时期，西方人大多将期盼的目光投向中国。中国有能力如许多人所称“拯救世界经济”吗？

施罗德：我不会这么说，但在克服危机的进程中，如果中国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就能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首先在克服金融危机中，中国应与西方国家合作，从而避免金融体系出现崩溃。另外，中国应该通过经济促进计划稳定国内市场。中国的国内市场不仅对中国百姓非常重要，对诸如依赖出口的德国等其他国家来说也很重要。鉴于此，我想说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拯救世界，但中国能与其他国家一起为此做出宝贵的贡献。

通过商贸合作促进转变

德国之声：您一直主张“由商促变”。您一再强调，以对话形式，以建立合适平台的形式讨论新闻自由和人权等问题更有意义。您认为，这样的战略考量在中国获得了预期中的成功吗？

施罗德：我认为，它对中方做出正确、符合法律规则的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助于通过法院更好地进行监督等。此项战略的目的在于，通过开展对话，交流经验，使对话伙伴汲取经验，取长补短。所以我们当初就此达成协议。我认为，如果人们能公正地对待中国的话，将今天的中国与10年，20年，30年前的中国进行比较，那么可以而且必须承认，中国取得了进步，当然前提条件是人们愿意这么做。

将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协议内容落实到乡村

德国之声：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当年是在您和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熔基的倡议下启动的。您认为，德中法制国家对话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施罗德：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双方进行法律文件以及思想交流，而是将协议内容付诸实施。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在政治层面，将对话达成的协议内容落实到每个村子，并在那里发挥作用。这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在落实相关政策上会遇到很大困难，人们必须承认这一点。

205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纪经济第一强

德国之声：有些宏观经济学家们现在就断言，中国最迟在2050年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未来的事情变数多多，预测未来是件很令人为难的事情。尽管如此，我很想知道您对中国的展望究竟是什么？

施罗德：展望未来难免带有占卜成分，就如同您刚才所说。但中国有望在2050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为什么呢？中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拥有接受一流教育的人才，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以和平方式开辟国外资源。中国愿承担国际责任，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中国在成功的道路上更进一步。至于中国届时将成为世界第一，还是第二，或者美国是否能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等等——人们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浪费脑筋，重要的是，继续成功之路。到了那个时候，人们自然会看到结果。遗憾的是，我想我看不到那一天了。

中国情深意厚

德国之声：您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政策上，您放弃了那种象征性的，程序般的，仅为德国公众舆论着想的做法。它们不能取代德国的外交政策。请问，您的中国情结，对中国的这份理解源自何处？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却难以消除歧见呢？

施罗德：我只能谈自己。这的确是一个理智问题。它关系到将欧洲与中国联系在一起，德国在其中扮演角色的问题。我们需要在经济领域密切合作，在文化上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到很多东西，我们也需要在科技领域展开合作，我们需要中国为稳定世界经济和政治做出贡献。这是我的考量。另外，像我这样一个经常去中国的人，每年去中国三四次，自然会与中国人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其他人不是这样，您得问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