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主賓國參展，為何如此難產？

「在中國，個人空間得到所謂擴大之時，監督機構也隨之產生，其任務是防止黨失去控制的權力。書籍市場也一樣：乍看起來，中國書籍的多樣化與西方幾乎沒有差別，總之與以前的單一文化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今天，許多書籍由私營廠家嚴格按照市場原則生產。但任何書要想銷售，必須獲得國家出版部門發給的書號。出版社必須把書名和內容介紹呈交新聞出版署，涉及政界領導人、軍隊、宗教和現代歷史等敏感題材時要交全文，由可靠的離退休幹部評閱。如某一出版社呈交的書樣有太多不受歡迎的題材，第二年它得到的書號就會減少。這樣形成的公眾出版業雖然經營的每個細節都與開放社會的出版業無異，但它卻不能涉及可能危及當權者和國家形象的內容。

迄今為止，在對外政治和文化接觸中，中國執行的就是這種掩飾現實的政策。不久前，中國外交官在柏林與歐盟進行法制對話時拂袖而去，因為有北京視為『反華』的人權組織要參加。2004年巴黎書展把中國列為重點，中國利用文化外交達到了不邀請生活在法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國作家高行健的目的。

但這次在法蘭克福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十年來，雙方談判爭論的要點是如何解釋公眾出版業。法蘭克福書展堅持的立場是，出版社可以在德國法律的範圍內邀請它想邀請的所有作家，不管是高行健這樣流亡國外的批評家、抒情詩人北島，還是達賴喇嘛。」

南德意志報注意到，中國興旺的書籍市場對德國具有重大意義，因為中國是「購買德國書籍版權的最大客戶之一，尤其德國的青少年書籍很受歡迎。」馬格德堡人民之聲報則從這一角度談到中國的人權和新聞自由問題：

「兩年後，中國這個崛起的經濟巨人作為主賓國在法蘭克福參加世界最大的書展時，它希望自己的文學在歐洲獲得贊賞。但法蘭克福不僅要成為中國的跳板，德國的大出版社也在盯著亞洲繁榮的書籍市場。2005年和2006年，韓國和印度先後成為法蘭克福書展的主賓國絕非偶然，它們像中國一樣，也是購買德國版權的主要國家。但法蘭克福不只是進行商務談判和簽訂合同的地方，它更是辯論文化政策的平台。對於侵犯人權和壓制新聞自由的中國來說，這一辯論尤為重要。書展不應該排除中國不喜歡談的話題，這樣這才有利於加強書展的形象。」